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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首

“曾經，最珍貴…..的個人活動，便是回憶。因為它是比日記或書信更加穩妥的保存社會真實的辦法。許多人受到傷害………抹去了對往事的真切記憶。於是，歷史…..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被改寫。這樣的“記憶”就像手握沙子一樣，很快從指縫裏流掉。”

“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

“寂靜的我獨坐……提筆則更是淚流不止……已成疾。因為，一個平淡的詞語，常包藏著無數寒夜裏的心悸。我想，能夠悲傷也是一種權利。”

節錄自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自序

當我在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自序中讀到「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時，不禁掩卷浩嘆，心中感慨，落淚而不自知。無可否認，最後的貴族一書，尤其這篇序言是我讀過最好的作品之一。我自懂事開始，便從母親口中聽了許多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後的人和事(母親是經歷了建國以來政治運動的人)，對母親的心情，母親傷痛的回憶，一直無法完全理解：為何要對年幼的我喋喋不休？為何對政治，對人情毫不信任？看了章詒和的自序，心中泛起的，卻是母親的影子。原本以為千言萬語也說不清的那個年代，那個我外公和母親的年代，短短一篇自序，卻讓我碰觸了當時人的內心—-或者說—-我母親的內心。

權力與抵抗

在自序中章詒和寫出了國家機器如何運用權力，改寫歷史甚至虛構記憶，面對著連回憶也能篡改的力量，個人所能做的抵抗，也只保存自己的回億，把屬於自己的記憶保留下來。這大慨也是作者寫《最後的貴族》一書的原因，留下自己親歷的歷史，作為對權力的抵抗，也為了尋找繼續生存的力量—作者保存了自己 「悲傷的權利」，縱使悲傷，決不忘記，不能忘記，也不忍忘記，若然忘記了，那些親切可敬的人們也就永遠死去了—–他們所經歴的，所代表的那一段歴史的真實也會永遠埋沒在官方歴史中——作者不忍，也不甘。

作者以受害者、倖存者的身份對控制國家機器的官方作出控訴，正如她在書中所說：「共產黨虧欠了我章家兩代人。我不背叛這個政權，就算對得起他們。」(p.162)《最後的貴族》書中所述之人，所錄之事，大多都是對權力的控訴。張伯駒也好，康同璧羅儀鳳也罷，都是該受尊敬的人遭受侮辱。他們當中有些人或許也有遭人詬病的缺點，如四處留情的羅隆基，但他們都堪稱才德俱備之文人雅士。縱使有錯，套用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一句話：「所施的刑罰與所犯的罪行絕不相稱。」—-這已是最保守的說法了—-假如你把追求獨立思考稱為「罪行」的話。作者就是這樣透過記錄才德俱備的人在那個時代如何被折磨，表現出她自己對那個「地獄」的憤怒。

大右派的女兒—口述歷史

這是中國第一大右派的女兒章詒和的口述歷史，口述歷史不一定全面，有時甚至很片面。例如作者章詒和在 “斯人寂寞”一文中，對周穎頗有批評之意，描寫其被大力拯救聶紺弩的朱靜芳指其 “忘恩負義，過河拆橋(p.258)” 不言朱靜芳之功，但姚錫佩在 “為周穎辨正——讀章詒和文後”一文中 ，卻指周穎實乃遵守與朱靜芳 “要求紺弩夫婦對楊、彭二人相救之事絕對保密”的諾言，才不公開言謝。又有章詒和在文中提到1986年聶紺弩先生病逝，周穎沒有寄來訃告和參加追悼會的通知一事(p.297)，姚錫佩卻說李健生(章詒和母)之名在追悼會的名單之上。當中怕有溝通問題，姚錫佩在其專文中列舉了許多和章詒和回憶中不同的「事實」。但口述歷史不因其對所見所述事物角度認知所歷不同而損其價值。因為口述歷史不必全面，也不可能全面，只是必須真實，決不能虛構，這樣便足夠。口述歷史本來就是一個人的歷史，不是多數人的歷史，這裏我引用子非魚的說法： 「不是旁觀，也不是見証，那是親歷！」 就此而言，章詒和的口述歷史在補充那一個「失憶」的年代的歷史空白中顯得彌足珍貴。

中國一九五七的人們

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寫了六篇億述故人的文章，分別為 “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寫活了「吃掉良心」的史良，看到一代法學家在一九五七年前後的轉變，怎不叫人惋惜？讀到儲安平黨天下之言，方驚覺今天中國所謂挑戰禁忌的言論，五十年前已經有人說了，可惜的是禁忌始終如一。再閱至張伯駒夫婦貢獻一切卻連受良好醫療的機會也沒有，耳邊響起的，是路見不平者的呼叫。讀到聶紺弩夫婦，明白了何謂書生狂氣。羅隆基則叫人又愛又恨，愛其才氣，恨其風流。最後是「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讀過她們的故事，聯想到的，卻是獨自進餐仍盛裝以待的王爾德，明白「貴族」的精神文明是可以不受物質貧乏影響的，「貴族」的精神是自我的提升與尊重。書中作者引述儲安平在《英國采風錄》所言：「英國人以為一個真正的君子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是一個有榮譽的人，並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p.185)」可謂康同璧母女的寫照。

這樣的人們，代表的，是中共建國後對新中國有理想的高級知識份子，連章詒和在內，受中國傳統和自由主義薰陶，主張獨立思考和文明生活，對東西文化相容並蓄，且對新生中國抱有建立理想國度的希冀——這樣的人們，可以說是和共產黨所宣揚專政、革命的思想在先天上便有衝突（康同璧自言其生活原則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章伯鈞讚之曰：「康同壁不說解放全人類，卻從救一個人開始。」(p.184)這和共產黨解放世界的宣言可謂一有趣的對比）。故此，被毛澤東以「大鳴大放」「陽謀」利用其對建立理想國度的希冀，「引蛇出洞」然後一舉殲之也是可預見的悲劇。他們的遭遇，可說是中國共產黨以國家機器強迫推銷其意識形態的證據。他們的失意，代表「舊德」的沒落，代表數十年來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兼容中西，所建立起初步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文化價值觀，被二元化的激進主義所取替，從鳴放至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他們失意的過程便是兩種主義興替的過程，也可以說，他們失意的過程，乃是中國共產黨專制政體日漸成熟完備的發展過程。

免於恐懼的自由

《最後的貴族》國內版名為《往事並不如煙》，雖然國內版的名字更能表現作者本意，但可惜國內版被刪改甚多 ，甚至連章詒和的編輯也對作者說： 「對不起，章大姐，稿子被砍得遍體鱗傷，你就別看了。」 黃河清引述康橋對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大陸、香港不同版本說：「這些……主編、編輯人員他們的思想本來就被那個圈套禁錮在那裏動不了，……他們則非常怕，儘量刪節，不讓它們出來。……在許多情況下，大陸編輯刪減文章並不代表著他真實的思想。……正式的出刊的時候……怕踩到地雷，……甚麼真話都可以不說，甚麼假話都可以說。」 黃河清言之曰「時隔三十餘年，事竟一模一樣！深入骨髓的怕！」

我想起了昂山素姬的名句 「使人腐化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支配權力者，因恐懼失去權力而腐化；為權力所支配者，亦因其對權力之鞭的恐懼而腐化…….恐懼不僅壓制了所有明辨是非的心，而且慢慢將它摧毀。」 恐懼使人腐化，尤其是當恐懼往往會變成事實的時侯。(《往事並不如煙》在國內出版後被禁。編輯的恐懼成真了。)

因為恐懼，所以腐化。反右始於1957年，《最後的貴族》初版一刷是在2004年，時隔四十七年的時空由恐懼所相連。四十八年前章詒和親歷了恐懼如何令人腐化，使人為了「對權力之鞭的恐懼」而屈服，出賣至親好友。史良乃一代奇女子，作者對其多有景仰，甚至說「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p.2)」，於拒絕和蘇聯專家照相一事中，作者說：「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p.11)」。但到了反右之時，史良變了另一個人，主動批鬥章伯鈞，撰文 「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p.19) 」。故此作者把史良分為二人：一九五七年前的女君子，一九五七年後的反右先鋒。又如浦熙修，是與羅隆基同居１０載的女友。反右時以 「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系丟進茅坑去吧！….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 ……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p.318)」決絕批鬥羅隆基，讓羅隆基傷透了心。

史良也好，浦熙修也好，許許多多反右運動中變臉的人，難道都是天生腦後有反骨？史良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曾被國民黨逮捕；浦熙修是享有盛名的 “浦氏三姐妹” 之一，算是素有風骨的高級知識份子，但反右風潮一到，恐懼便攝取了人心。史良(可能)害怕被鬥(她最後還是被鬥了)，(可能)想保有權位，所以出賣多年知交好友章伯鈞、舊情人羅隆基。還是章伯鈞瞭解史良，他說 “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p.20)”

恐懼也導致軟弱，在 “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中，羅隆基傷感地說﹕「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 但章伯鈞開解他道﹕「努生(羅隆基)，首先是你連累了她，再加上來自外部的許多壓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臉。我想，她的心裏並不好過。」(p.343)尹慧瑉在《《往事並不如煙》瑜中有瑕》 一文中所言印證了章伯鈞的想法 「她(浦熙修)後來反右時所受的極大的壓力（不但來自政治領袖之“欽點”，來自應和的群眾之洶洶，也來自家庭親人之“關心”）………已經能幹不起來，成了一個四面楚歌、無所措手足的弱女子了，在愛情問題上，她因羅隆基之濫情也產生了絕望的氣憤。因此，在“揭發”時無理性地胡言亂語。」在四方而來的壓力下，浦熙修屈服了，和史良一樣，她連沈默和見死不救這些獨善其身的權利也沒有，因為 「在中國，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作家、藝術家除了成為革命的“螺絲釘”以外，還必須成為“歌手”、“戰士”。沈默都是不可以的，因為沈默被視為消極對抗、心懷敵意。」(章詒和) 。殷海光在「人生的意義」 一文中說 “當生活因困難而被迫放棄若干原則 時，必須盡可能作「道 德 的 抗 戰」，把道德領土放棄得愈少愈好，而且要存 心 待機「收復道德失地」。”但在中國，卻連「收復道德失地」的空間也沒有。因為恐懼而自保，要自保就要出賣他人，一層一層，恐懼如雪球般越滾越大。一個人的恐懼(毛澤東恐懼失去權位)帶起了千千萬萬人的恐懼，一個人的恐懼只是心理變化，百千人的恐懼卻變成了製做萬萬人的恐懼的力量。恐懼超越了現實—終於使恐懼者所恐懼的「現實」(害怕被鬥)成為了真正的「現實」(鬥人成風，最後甚至連鬥人者自己也被鬥，吳唅便是好例子。)，這便是群眾運動的可怕。由毛澤東所引起的恐怖自反右至文革，由一層又一層的恐懼推波助瀾下，終成海嘯，毀掉了一代的人。

半個世紀過去了，那在權力之鞭下屈服的恐懼依舊遊蕩在中華大地。編輯所為，和史良所作一般無二—–(可能)比較幸運的是—(或者)他們還不至於要出賣他人(天曉得在《往事並不如煙》被禁後，五十年前的歷史會否重演。)。這大概就是中國五十年來的進步吧！

尾聲

我近日看六四的紀錄片，說了些同情學生的說話，一位中囯交流生對我說：「若你在內地說這些話，會被人抓去關(大意)。」。另外一位中囯交流生跟我說共產黨員在交流過程中監視其他中囯交流生。無論他們所言是真是假(恐懼不一定有真憑實據)，被抓的，被監視的恐懼的的確確發生在今天的中國，甚至於香港。我切實地感到了恐懼，一如我母親所經歷的，也一如章詒和所親歷的。五十年來家國，我們仍未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

參考書目

《最後的貴族》章詒和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為周穎辨正——讀章詒和文後” 姚錫佩 香港信報
《英雄蔣彥永 巾幗章詒和》 黃河清
“《往事並不如煙》瑜中有瑕” 尹慧瑉
2004年10月30日章詒和獲得國際筆會寫作獎所作的答謝辭
《免於恐懼的自由》昂山素姬 1991
《往事並不如煙》：一個人的歷史 子非魚
網友整理《往事並不如煙》被刪部分http://www.boxun.com/hero/zhangyihe/16_1.shtml
“近看章詒和” 邢小群 批評第十二期
“人生的意義” 殷海光
“往事並不如煙 舊德也不精彩” 安替
“文人與政治─讀反右及文革期間政治對知識份子的摧折與毀滅” 昆布 PChome個人新聞台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bookseeker/
章詒和 最後的貴族 黃小黛 撰寫於2004年09月15日 http://www.islife.info/archives/cat_fbook.html
“朱學淵來稿：一群仙鶴飛過－－有感章詒和女士的回憶” 朱學淵
“遙遠的絕響 讀章詒和《最後的貴族》” 馮遠理
章詒和訪談 “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 章詒和
“歷史教授許紀霖評《往事並不如煙》” 許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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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國兩制的設定下，香港被定性為資本主義社會(政治上的論述)。加上經濟學論述主導社會主流，自由經濟發展和私有產權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工會和弱勢團體的訴求被斥為福利社會的“幻想”，屈服在官方、商人、經濟學者的所謂經濟“現實”之下。本文便嘗試借關於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的事件, 探討經濟學論述主導社會的問題與反思。

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度開始，財政出現經營赤字，在零四至零五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由九八至九九年度至零四至零五年度七年中，有六年出現綜合赤字。而特區政府聲稱在回歸後的公共開支每年平均有5%的增長率，高於經濟增長率。

故此政府決心要削減公共開支，以” 大市場，小政府”， “先節流，後開源”的目標，要在零八至零九年度達致收支平衡，並且控制公共開支在本地生產總值的20%或以下。在零三至零四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更建議削減社會保障援助金11%，滅赤以保香港的經濟力量 ，以祈持續香港經濟發展的奇績。引起社會各界極大回響，多番討論。並掀起經濟主導論述和非主流論述之爭。

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理據與論述

經濟學論述乃建基於一些經濟學理論與假設。接下來我會嘗試分析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學理論、假設與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學論述。

削減公共開支可助經濟發展，市場一定比政府有效率的假設

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的大量開支是干預市場的行為，在市場比政府有效率的假設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是相對沒有效率的。而且要承擔公共開支，便要加稅，加稅會導致生活水平下過。以瑞典為例，瑞典為世界知名的福利國家，以極高稅率維持公共開支，以至市場物品的價格高而且種類少。

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論述便是香港政府的公共開支過鉅，不單干預市場，使效率下降，損害香港自由經濟的優勢，以教育為例，香港每位大學生每年的政府津貼學費為二十萬餘，學生自己出四萬餘，合共二十四萬餘，以同樣的大學教育水平比較，美國的私立大學收費不到一半 ，可見香港公共教育開支沒有效率。

在官方經濟論述中，更聲稱巨大的公共開支，更使政府有加稅壓力，如果不解決財赤問題，便會削弱投資環境，影響香港競爭力，為了長遠持續發展經濟，政府把加稅和削減公共開支放在天平的兩邊，只可任擇其一。在經濟發展的路上，不分貧富都要共同擔。

誘因，自私理性的假設

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自私的動物，會為自己作成本利益的分析，尋求最大利潤。當人發覺可以不用付出而享有政府緩助的收入，便會減低工作誘因,因而選擇依賴政府的緩助，所以援助等如鼓勵失業。經濟學家張五常批評香港福利政策時舉了這麼一個例子：你在街上見到一個女人抱著一個五歲大的孩子行乞，即使你有很多錢，也會不想鼓勵這樣的行為，因為那個女人可以工作，應該工作，但她選擇行乞為業 。這樣的行為是不值得鼓勵的，暗示不應該給錢。

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論述便是香港政府不斷宣傳，甚至有官員公開表示綜援養懶人的論調，認為綜援家庭月入過萬，比外出工作更好，使部分失業人士喪失工作誘因，寧依賴政府救濟，也不願意自食其力。甚至暗示領綜援人士為社會的依賴者、寄生蟲。

資源競爭的理論

在經濟學的角度，資源是稀少的，所以在使用同一資源的使用者之間，存在資源競爭的問題。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論述, 便是政府否認為金錢而放棄有需要人士的福利，而美其名為在有需要人士之間，作出更好的資源分配。也就是說，在政府的論述下，是有需要人士和有需要人士在爭奪資源，甚至是有需要人士和一般市民爭奪資源。把政府與市民間的矛盾，轉為市民和有需要人士的矛盾。

香港人普遍接受經濟論述的原因

香港大學 [市民最關注的問題(14/12/2004)] 民意調查顯示，63%被訪市民表示最關心經濟問題，25%表示最關心社會問題，而表示最關心政治問題的，只佔5% 。這調查表達了經濟在市民心目中的份量，經濟論述既直接關乎香港市民最基本、最切身也最關心的經濟問題，香港人容易接受經濟論述也變得理所當然了。

上述簡化的解釋其實包含了兩個問題：第一，市民為何會高度關心經濟問題，第二，市民為何會理所當然地輕易接受主流經濟論述。

關於第一個問題，這關乎歴史與文化想像的問題。首先是小漁村發展成大都會的想像，自少香港人就被教育香港之所以能由當日“荒涼”的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繁華”的 大都會，全歸功於工商業經濟的發展，於是，成就今天的香港，工商業經濟發展成了唯一的功臣，而大都會的想像，也變成了香港唯一的特色。這種偏狹而普遍的論述使到經濟成為香港人自我認同、自我定位的中心。而在歷史方面，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湧來香港的難民，奠基了香港經濟的起飛，他們經歷過戰亂，明白世事無常，只希望得到溫飽和穩定，故此對自身的經濟利益相當重視。加上殖民政府早期並沒有給予香港人參與決策公共事務的權利，在政治體制上的無力感，更使香港人把精神放在經濟利益上。這種價值觀，構成了香港人的主流思想。這做成市民高度關心經濟發展問題而對其他問題相對冷漠。

至於第二個問題，便是香港教育文化的問題。香港一向實行填鴨式教育，卻來不鼓勵批判性思考，加上香港教育臣服於經濟掛帥的想像，一向注重現實的理商而輕慢文科，造成人文素質修養不足，並培養出不經思考盲目從衆的羊群心理，對官方、媒體所宣揚的主流思想，不加以批判思考便全盤接受。故此偏狹的主流經濟論述的輕易被香港人所接受。

經濟學論述主流化的影響—侵蝕小眾發聲空間

偏狹的主流經濟論述是官方所努力推廣的，其推廣功具之一便是官方語言，而官方宣傳機器對官方語言的操作也越來越純熟，邵家臻在字謔香港中說明了官方語言的建構：官方機器建構官方語言，並賦與合法地位，是官方語言變成一般化的生活語言，甚至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進行潛移默化，加強羊群心理、 “人講你講”的從眾心態。並且利用非官方的代表去說官方語言 ，例如經濟學家等專家的 “專業”論述，使得官方的論述權威化。一些流行的語言，綜援養懶人、非技術工人、結構性赤字、資源增值、知識型經濟、新公共政策等，便是這樣深入民心，成為普遍的用語，進而宰控人心。於是乎，官方民間開始同聲同氣。

本來面對只是自上而下壓迫的官方論述，異見者可從民間找尋發聲空間。但近年來官方語言開始透過非官方代表和日常用語的建構，製造出越趨統一的官方和民間論述，開始侵蝕民間發聲空間，雖然官方並沒有利用行政手段握殺非主流論述的空間，但強大統一的官方和民間主流論述使異見者日趨邊緣化，和被標籤化，例如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工會和弱勢社群被加上”追求福利社會” “政治幻想” “既得利益者” “不顧大局” 等標籤便是一個好例子。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排擠了非主流論述，小眾的聲音被大眾的論述所迫，發聲空間被侵蝕。另一方面，由於並非官方打倒民意，而是官方加民意打倒另一些民意，各社群之間的矛盾於是乎加劇。

聽聽另一種聲音 — 經濟學論述的誤導、盲點與反思

天生自私？

如前所說，經濟學論述源自經濟學假設，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自私的，故此當綜援收入高於工作收入時，人便會選擇依賴政府。但經濟學的自私假設祇是假設，事實上有很多有需要人士寧願幹著擔四千元的工作也不願意領綜援，或者失業時迫不得已申請綜緩，但一有工作便立即停止，那是因為他們的自尊與道德情操使他們想把資源留給有需要的人。經濟學的自私假設從根本上就忽略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故此建基於這一假設的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論述也是偏狹的。

數字遊戲？

而且，張超雄博士指出要量度市民對綜援的依賴程度，應該看失業綜援的領取率，也就是失業人口與失業綜援個案數目的比例。而在過往數年，失業綜援的領取率是相當穩定的，可見綜援養懶人的論調是不成立的。在另一方面，政府所謂綜援家庭月入過萬，其實祇是數字遊戲，其中包括有上限實報實銷的津貼，健全四人家庭綜援標準金額，只有4 , 836元，每人每月只有1 , 290元，而且綜援收入高於工作收入，非因綜援太高，實乃工作收入太低 ，政府乃「出口術」誤導公眾也。事實上，綜合援助金的金額僅夠綜援人士家庭維持最基本生活開支。城市大學的黃洪和李劍明的研究指出貧窮線為3 , 750元 ，可見綜援金實非太高，僅夠糊口而矣。由此可見削減公共開支會使綜援人士的生活捉襟見肘，百上加斤。

天平的兩邊

而另一方面，政府所謂有需要人士和市民爭奪資源，也是一個蓄意誤導的論述。因為在實際上，在香港這麼一個富庶的城市，資源的競爭並不像政府所說的那麼緊張，政府把有需要人士和市民放在對立面上，原因並不是因為沒有資源，而是因為政府把資源放在其他方面。許寶強教授曾在「富裕中的貧乏」一書中指出：香港政府在一九九八年的施政報告中，曾堤出會拿出一百億元用來興建科學園，和設立創新及技術基金等。這筆開支已足可以使當年接受綜援的人口增加一倍。董建華在報告中談到綜援開支，提出政府仍需審慎理財，確保資源妥善運用，而且用得其所。但在倡議高科技的發展時，他卻說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這方面的投資是必要的。但英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投資科學園所投放的資源，很大程度上只變成了一小撮精英和跨國企業的免費午餐。更甚的，高科技科學園最終只加劇了所在地的貧富差距，並成為地產商的投資樂園 。可知投資科學院並非一個很保險的投資項目。由此可見，真正的問題是政府不肯投放資源，而不是資源短缺，天平的兩邊，從來就不是有需要人士和市民，而是政府的投機性開支，和公共開支的取捨。

再深一層的思考 —經濟發展是唯一的出路？

在未來經濟發展之名下，數百億的投機性開支隨手批出，而為了節省政府經常性開支的1%，卻和社會上最貧窮的人們斤斤計較。經濟發展真的那麼重要嗎？重要得要犧牲弱勢團體？有人說為了改善人民生活，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是必要的。但經濟發展真的是唯一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嗎？犧牲弱勢社群又是否別無他法？經濟增長率到底代表了什麼？它能反映出生活質素嗎？它能夠反映出幸福嗎？他能告訴你在這個城市裏有多少人三餐不繼嗎？在貧富懸殊的社會裏，經濟增長只代表了一小撮最富有的人變得更加富了，經濟增長的果實從來被一小撮人霸佔，削減公共開支所節省的，都落在那一小撮人手上。在激烈的經濟發展競爭中被淘汰一群，也就是所謂的低技術工人，不單生活頓成問題，領取綜緩更被冠以寄生蟲之名，受盡冷眼嘲笑，社會被割裂成一個又一個分裂的群體，彼此互相競爭，無一刻止息，那能算是幸福嗎？經濟發展被視為唯一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也是唯一成功的標準。這樣的社會，能算是幸福嗎？龍應台質疑「中環價值」，許寶強教授對發展的迷思，都是對這唯一成功的標準的反思。社會的進步應該是指人民生活得幸福了，能做自已想做的事，也有餘閒享受生活，身體有充足的休息，心靈也得到平靜。但，這些幸福，經濟發展能帶給我們嗎？我們不能做自已想做的事，只能做能增強競爭力，能讓我們在弱肉強食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的事，整天被工作鎖住，假日只想在家睡覺，每天加班，加上競爭劇烈，工作壓力大，長期失眠淺睡，每天害怕被人淘汰，心理長期垃緊，身心俱疲。一間藥廠委託在香港進行的調查顯示，約百分之十六被訪者受長期失眠困擾，由此堆斷，香港有逾百萬人失眠 。

日拼夜拼，也只是為了在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賺多些錢，但是，錢能買得到快樂嗎？常見的經濟論述說，收入的增加可以讓人們滿足更多需求，而得到滿足的需求。而且有錢就可以有更多選擇，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人們的選擇餘地越大，快樂程度越高。用20元你可以去飯堂買油雞飯或燒鴨飯等，而如果只有10元，那麼你只能買特價三星飯。故此，可以選擇的越多，人越快樂。這是真的嗎？據中廣新聞報導，歐洲一個研究機構對全球六十九個國家，進行快樂指數調查，結果發現非洲國家奈及利亞人民最快樂 。《福布斯》雜誌的一個報告指出，被財富雜誌評為美國首富的4百個人中，他們的快樂指數平均是5.8 ( 7是最高分)，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他們的快樂指數也是5.8，肯雅的遊牧民族馬賽人，他們生活在草棚，沒有水電，他們的快樂指數也一樣是5.8 。而香港呢？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電台第一台合辦的「你活得開心嗎？」開心指數調查2004 ，以10分為滿分，香港人的平均開心指數只有7.24，低於馬賽人、紐特人。可見幸福快樂和經濟發展並沒有直接關係。人們的需求是層層遽進的，經濟發展金錢利益只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但人們在滿足了基本生活的層次後，還會渴望更高層次，例如對價值層的高等價值(如真、善、美等) 的追求 。

經濟論述只關心了最基本生活的層次，故此並不完整。而經濟發展也並不能為香港人帶來真正的滿足，為了經濟發展而剝削窮人更是無益的行為。削減公共開支一方面使有需要人士連最基本生活的層次也不能滿足，另一方面經濟掛帥的論述同時也使香港人終日疲於奔命，為口奔馳。為了一個無需要超額完成的目標使自己和有需要人士都受苦，所謂的共同擔，發展經濟，可說是損人不利己。

問題不在經濟學上

我雖然在上文指出了在削減公共開支的問題上，經濟學論述的一些誤導與盲點，但我其實無意否定經濟學的理論，因為經濟學的理論本來只是分析的經驗與工具，「假設」只是為了方便分析和研究，客觀說出事實的一部分，這並沒有錯，例如人性理性自私的假設，的確解釋了世界大部分經濟行為；資源競爭也是人類長久以來面對的問題。貴為社會科學之后的經濟學，理論經過千錘百鍊，又豈會錯漏百出？

真正有問題的，是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祇是一門社會科學，但經過官方、媒體的解讀後，便會因應各方不同的立場而出現扭曲、誤導、偏好和偏差：一個思想，各自表述。

而更有問題的，是主流化的經濟學論述，經濟學論述已有了偏差，再在主流化的過程中，被簡單化，極端化和二元化，結果，主流化後的經濟學論述已經偏離經濟學的本源了。例如現在每個人都高舉自由經濟，把所有的政府干預都被貶為計劃經濟，公共開支更被視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突徵，故此公共開支有如洪水猛獸，非削不可。但張五常曾億述高舉自由經濟而名滿天下的佛利民曾經對他說：「計劃嗎？當然要有。沒有計畫怎可以推行市場經濟呢？」 可見所謂政府干預市場便一定沒有效率的論調，即使在經濟學上也站不住腳。

如果主流化後的經濟學論述，透過掌有最大權力的官方機器以官方語言大力宣傳，問題就更大了。被歪曲的經濟學理論不但被利用作官方論述的根據，更被真理化，作為工具的假設有為真理，在官方和經濟學家吹噓下成為香港社會唯一的指導原則，把經濟理論應用在所有範疇上，福利如是，教育如是，文化發展也如是，否定一切其他原則，在自由經濟的大旗下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相對壓迫了其他聲音。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工會和弱勢團體被視為不顧大局便是好例子。

總結

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學論述是偏狹的，而且經濟發展也並非香港的唯一出路，經濟學論述的最大問題是被過度主流化了，過於一致的官方與民間主流論述威脅到其他非主流論述的生存空間。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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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SP這個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街知巷聞的民間運動，可以為我們提供怎樣的經驗啟示？筆者多次踏足喀拉拉邦，訪問各級政府官員和不同黨派、社會階層的人士，尤其是農村的婦女與年青人，感受是，這個並不著意自我標榜的運動，有多麼多寶貴經驗，可供全球探索兼容平等解放社會的人參考。任何經驗有其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經濟的脈胳和條件，沒有一個經驗可以複製在另一時另一地，但是，揣摩別人如何在特定的條件制約下開拓資源，在困境和兩難中力求突圍，又或另辟蹊徑，將有助我們豐富想象力，沖擊固有的偏執，增強我們的勇氣和智慧，這是學習「掌握平常」的兩種不能缺少的要素。

勇氣和智慧的一個體現，是「獻出精神」。要說KSSP——「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最讓我佩服的，是它創造了條件，讓人們的獻出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不炫目地、不浮誇地實踐，做「義工」習以為常地成為自然、平凡的生活形態，成為一種文化。友人KK Krishna Kumar說，KSSP的成員義務工作，大都不會視之為犧牲或負擔，不會冀求回報或讚揚，只會樂在其中。這種精神吸引著我，一有機會便問KSSP成員︰為了什麼？問題提了出來，心裡早知道沒有答案；對方說不出所以然的時候，大家相視而笑，體味金錢和權力換不到的真樸。

不計報酬（尤其是金錢報酬）的義務工作，在每個社會都有。KSSP的特點，是形成一支龐大的義工隊伍，舉著「以科學推進社會革命」（science for social revolution）的旗幟，實實在在地進行社區建設工作。自從1962年成立以來，KSSP經歷了多個階段，有低沉艱難的困惑、有迴旋覓路的躊躇、有突破缺口的激盪，在人口三千萬的喀拉拉邦，KSSP近十多年來成員保持四、五萬人。KSSP的行政架構非常精簡，受薪的只有三名全職幾名兼職，然而，它卻能夠吸引各階層人士加入，盡瘁一生，也能組織大型的運動，發動群眾參與。1989-91年，KSSP在全邦進行的識字運動，成績斐然，可說是喀邦民主進程的一個轉捩點，為1996年開啟的全邦「民眾規劃運動」奠下基石。

1989年，KSSP與政府合作進行識字運動。印度立國以後，一直花費不菲進行掃盲（這被視為現代化進程不可或缺的一環），可是成績差強人意。1989年，KSSP請膺，由政府出錢提供書籍紙筆，KSSP動員義工，以Ernakulam區為試點，由一萬五千人為十七萬人義務掃盲。識字運動進行得生動活潑，先由文化隊伍到農村巡迴演出，邀請村內較有文化修養的人參加文化表演項目，過程中討論村民面對什麼問題，需要怎樣的知識，怎樣教授才會有效。之後，義工接受培訓，然後每組由一人負責教授十人識字，為期一年。結果，政府四十多年來做不到的，由KSSP以錢少人多的投入，以社群的力量完成。識字運動隨即推廣到喀邦其他區，兩年內動員三十萬義工。1991年4月18日，喀拉拉邦宣佈成為全民識字邦。有了這個經驗，類似模式在印度全國推行，由「全國民眾科學運動聯網」AIPSN成立專門的教育架構「印度促進科技知識與智慧協會」BGVS，在全國推行識字運動。1989至1995年間，全國一千萬人做義工，為一億人掃盲。（AIPSN核心成員一千人，在全國有三十萬活躍成員。）

KSSP從事識字運動的方式，獨特之處是，用錢很少，平均花在每名學員身上不超過人民幣10元。以往政府的掃盲經費大部分用於教員工資；非政府組織從事的項目，也往往行政費用極高，直接用在受益群體的錢很少。KSSP的識字運動所投入的人力，卻完全不能以金錢（工資）來衡量。（我們幾乎可以聽到經濟學者們辯解掃盲教師和行政人員拿取工資是怎樣地合理，這種經濟活動應如何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之內；——我們也幾乎可以聽到政策制訂者們辯解資源有更迫切需要投放的地方，如國防、電訊等現代化項目。）也許應該說，按照主流社會的邏輯，普羅大眾（尤其是農村人口）接受教育，並非優先項目；各國投放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上的資源有多少，已可說明問題。

金錢在以價值交換活動為本的主流社會中，不但是最普遍和主要的工具，更因其重要性而佔有主宰的位置。KSSP的經驗讓我們看到，在金錢主宰的社會關係網中，社群通過積極主動的參與，開辟不受金錢掛帥擺佈的社會生活的空間。更重要的是，KSSP的實驗，不是幾個頭腦發熱的知識份子閉門造車自困於浪漫想象中對烏托邦的追求，而是科學家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証的科學精神轉化為「掌握平常」的民間科學精神。它是一門嚴格的學問，既要有磨練當下的細心，又要能從自己及別人的經驗中學習，以培育長遠的目光。它要求對當前的局限作細心勾劃，把問題和解決的可能途徑整理出來，同時又能認識到要識辨錯誤、避免重蹈覆轍，長遠的目光是多麼重要。

對於政府來說，KSSP推行識字運動，用錢有限，不妨一試。但對於KSSP來說，它開發的動力，要足以動員龐大的義工隊伍，以及願意識字的文盲；而這個動力並不來自利或名。教員教授的不是「國王與我」裡面的皇室子弟，而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農民、貧民；而且，你不是唯一的義工，全國一千萬人在做著相同的事。龐大的文盲數字標示了社會分化的嚴重。印度立國發展多年，民主制度推行多年，政府的掃盲工作也進行了多年，但效果不彰，只見社會分化日益嚴重。KSSP推行的識字運動，便是針對這個當前局限出發的。

社會分化的一個現象是群眾參與為他們而設的項目時不能積極投入。文盲作為社會分化的發展結果，意味著社會發展的既得利益者並不熱衷於解決問題。依賴政府推行的掃盲工作每每是作為一種職業，由受薪者執行，往往不加思索地要求文盲學習在生產社會分化的狀況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主導文化。社會分化所破壞的信任，從開始便沒有基礎建立起來。依賴政府推行的掃盲工作自然也不會大灑金錢利益以換取參與對象的有條件信任。沒有信任，積極性不會發動起來。

KSSP推動的「獻出精神」，不但是在向錢看主宰的社會關係網中開辟不同的社會生活空間的長遠目光，更是針對當前社會分化造成的信任的破壞而重建社會關係。社會分化的另一個現象是對政府的惡性循環的依賴。KSSP發動義工的運動，針對這種惡性循環對症下藥，在社群信任的基礎上，KSSP提出一個中心口號︰「無知是內在於我們的敵人」，一方面發動參與者面對自己的問題的積極性，走出惡性循環的依賴，另一方面放下只是激化分化和虛耗能量的指摘和埋怨，讓民間不同力量匯聚，建立積極的相互關係。

超越名和利的工作，只能訴諸另類的邏輯。KSSP推廣的，是一個樸素的高尚的訴求︰知識、科學、智慧，應由民眾掌握。筆者曾觀看一個為識字運動編的歌舞劇，述說一個淒美的傳說︰勤勞聰明的奴僕艾嘉娃Eclavya，從旁觀看主人學習，學懂了使用弓箭，被主人發覺，要他付出學費——他的大姆指。樸實的艾嘉娃斬下姆指，卻再也射不出一支箭了。話劇由業餘文宣隊聯同本村村民合演，在村口的泥地上，男女老幼圍坐觀看。KSSP平均每年創作策劃演出的文化節目有四百種，編劇演員全是業餘義務參與，每支隊伍一般每年用一個半月時間到一百個鄉村演出，有時舉行文化大巡遊，在喀邦從南到北走一趟。(據說，在印度全國識字運動中，民眾創作了超過二萬首識字歌！)

因此，識字運動並非孤立的一樁事，而是連繫於長遠地、整體地提高民眾文化水平的目標。積極響應識字運動的教員與學員，來自本區，要掌握什麼知識，由教員學員一起商討；教科書由教員學員合力編纂，研習的是學員關心的課題。在由知識分子推動、由民眾參與的過程中，有文化、智慧、自信、自尊的個體組合而成的社區群體，逐漸成形。

KSSP 1989年的嘗試，過人之處，是它大膽發揮想象力。印度立國之後，動員群眾的運動大都是政治訴求，沒有政客或社會工作者會想象在一個區內動員一萬五千人進行不是一天兩天的示威集會，而是持續一年的社會建設行動。在一年行動中，民眾和官僚之間的距離大大縮小，大量政府幹部以義工身分投身運動，體驗了民眾的智慧、創意力和熱情，為共同的目標工作。KK在識字運動進行時是KSSP主席。他說，這個過程對知識分子是很好的教育，要把概念連繫到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生活，要學習用民眾的眼光來觀察思考問題，要學習發展出一套可以互相溝通的語言。他本人深刻體會到自己怎樣在民眾中接受再教育。用MP的話，這個過程是知識分子從象牙塔走下來，從井底爬上來，讓自己變得對人民、對社會有用。

1989年識字運動的成功，把KSSP的工作帶入另一階段。但我們不禁要問︰1989年的KSSP，依憑什麼條件來設計這個運動？

追溯KSSP的歷史，可以看到一群有理想有韌力的知識分子鍥而不捨地默默耕耘。1962年，一群科學家認為要在民眾之間推廣科學的態度，讓民眾掌握科學知識改善生活，首先要用喀邦語言Malayalam語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授，而不是用英語。當時有40人參加新成立的「科學作家論壇」，出版三份科普雜誌。KSSP於是成立。

在最初十年，這批科學家與社會接觸時，逐漸發現現代科技並非造福所有人，尤其是社會底層。他們看到重工業、核電、大型水壩工程等對環境的破壞，開始對「發展」採取批判態度，並認為科技不應只通過書本傳授，而應該通過勞動者的指尖，在生產中使用。1971-73年，KSSP在全邦農村進行幾次大規模的科學推廣運動，例如舉辦一千個科學班；接著，在1974年，在Kannur區成立第一個「農村科學論壇」Rural Science Forum，讓專家和民眾合力改善當地生產、醫療、教育。到1978年，全邦一千個鄉有六百個成立了「農村科學論壇」。當時的理念是這些民間組織將發展成為官方政治體制外的鄉村規劃組織。由於權力並無下放，鄉政府也不踴躍，所以這個理念沒有實現，要到幾乎二十年後才醞釀成熟付諸實踐。當時，「農村科學論壇」轉而成為KSSP的正式基層單位，在農村繼續探討如何從事實際教育工作，研究地區經濟和發展，動員更多人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在這個期間，KSSP成立了一個附屬機構「綜合農村技術中心」IRTC，研究民間適用的科技，匯聚科技人員作專門研究（到1996年，再成立「教育研究組」ERU，研究正規和非正規教育改革）。

在這個基礎上，1986年，KSSP向印度國家教育部遞交建議書，進行喀邦全邦識字運動，作為全民掌握自己命運的發展運動的第一步。

並不意外地，識字運動完成後，已開發的動力，有本身的生命力。於是，出現了後識字運動Post Literacy Campaign。識字運動中的骨幹分子——社區內的中小學教師、技術人員、政府幹部、醫護人員、初中高中生、家庭主婦、退休人士，不僅在識字運動中加強了聯繫，更意覺到社區的各種需要，於是，他們進而在後識字運動中與民眾一起認識社區，探索社區的醫療衛生、農業技術，水源能源人源的現況如何，可以如何利用或改進。KSSP一如在識字運動中的角色，為運動提供培訓、技術指導、資源開發，尤其是讓技術、知識可以跨區發展、支援。同時，KSSP與「地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在25個鄉進行「鄉資源地圖繪製工程」Panchayat Resource Mapping，不僅由專家繪製本鄉的土地改革、土地使用、土質、水利、電力網、公共設施等地圖，也讓義工參與繪製詳盡的本鄉的社會、經濟、文化地圖；通過這項地圖繪製工程，專家、義工和民眾對本鄉的各種情況有了綜合的具體的掌握，可以進行需求評估和未來規劃。

到1995年，幾個鄉具備了充分條件，KSSP把運動向前再推進——在鄉層面組織「鄉發展協會」Panchayat Development Society，每一條村派出男女村民代表各一名，本鄉活躍的所有政黨（不論大小）各派代表一名，政府部門派出代表，專業技術人員也派代表。這個類似鄉議會的民間組織，制訂本鄉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規劃，動員各階層、各黨派的人士志願參與建設本社區。它兼蓄並收，既有長遠發展目標，又有短期工作項目。這種具備兼容和積極參與的民主特質，不是由金權主導的「西方」精英民主制度可以媲美的。它帶有一種在中國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操，但這情操不僅僅體現在幾個「有理想」的知識分子身上（儘管他們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是滲透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讓民眾通過正常的途徑發揮和磨練才智，更深刻地體驗責任與義務所孕育的群策力量，對共同生活如何重要；這樣，不但使社會不致日益分化，也使「進步」和「發展」不致像脫韁野馬般拋離越來越多人的生活。

要孕育這樣的環境，意味著要有尋求改變的夢想，要有個人的勇氣，要有群策的力量；這需要各界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專家與社群裡的庶民相通，要認識到陷庶民於如斯境地的社會、歷史條件，也要認識到庶民自身的缺點局限，從而反思自己本身的局限，從互相扶持中汲取勇氣。因此，對夢想的追求，是以既踏實又充滿智慧的勇氣突破局限，反智的浪漫只是愚昧的逃避。

KSSP不求一蹴即就，它耐性耕耘，創造條件讓社會不同層份人士互相作用，讓個人和社群的潛力有空間發展。它參與培育的土壤和栽種的樹苗，已生長出一片片綠林。1996年，KSSP在幾個鄉推動十五年民間規劃的小規模實驗，被「左派民主聯盟」LDF欣賞並採用其中一些要素為競選政綱，LDF上台後在全邦推動「民眾計劃運動」People’s Planning Campaign，投入龐大資源——全邦財政開支20-25%直接撥歸鄉自治組織支配運用，同時制訂一系列法規加強民眾參與及監管，由此啟動了一場全球罕見的由下而上民眾志願積極參與的社區建設運動。在這場運動中，KSSP成員作為骨幹，擔當培訓、諮詢和實際執行規劃的角色。

「民眾計劃運動」的內容、過程、得失、影響，要另文探討；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金錢和資源的注入如何激勵民眾的參與、地區上政治及各種利益集團如何爭持、義務工作的性質有否改變、各層次的管治發生什麼變化，以及最重要的，是個體在能動性、身分認同、自我提升等方面發生什麼轉化，社區作為一個群體對當下問題和未來展望的思考和行動能力又有什麼新的發展。這些問題都與民眾日常生活扣連的民主實踐相關，而KSSP一直致力的，正是開拓這種民主實踐的可能性，讓根基深扎。

KSSP的實踐值得借鑑的，不僅是普及科學知識文化的工作，而且是它對民主政治的啟示。在印度這個民主大國，政治建制帶有強烈的民主色彩——每隔五年，全民投票分別選舉全國議會、邦議會和地方議會；自由結黨結社、多種政見爭持。由於貧富不均、種姓隔閡、性別歧視、宗教仇恨的程度在各邦不同，各邦的民主生態也因而有異。在喀拉拉邦，自1957年以來，是一個有規律的兩個政權的更迭——每五年「左派民主聯盟」LDF和「統一民主聯盟」UDF輪流以些微票數勝出執政。選舉政治一方面以民意為基礎，各政黨要表現出代表民眾利益，為爭取選票，會提出大膽的新政策（LDF1996年承諾撥出巨款進行「民眾計劃運動」便是一例）；可是，另一方面，政黨間互相傾軋，以黨利益為優先，因而往往會做出損害民眾利益的事情，也導致社區的兩極分化。

在這種情勢下，KSSP發揮了民間運動的關鍵作用。它不是政黨，雖然它的成員約一半有不同黨籍，以「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I(M) 的黨員居多，其他政黨包括「印度共產黨」、「國大黨」、「穆斯林聯盟」等；它唯一沒有的是極右的「印度人民黨」黨員。KSSP既不參選，也不支持政黨候選人。它並非沒有鮮明立場，它的立場在兩方面最為突顯——生態問題和教育問題；然而，它不以政黨的運作方式來制訂綱領或推廣理念，而是通過它的成員在所屬的政黨或社群內發揮影響力。在LDF和UDF對壘的情況下，KSSP尤其要著力於維繫社區的凝聚力，儘管它有時也會被指責為更接近LDF。

然而，即使一些小團體也常陷於意見不合、內訌分裂的危機，KSSP幾十年無經歷內鬥分裂，為什麼KSSP可以倖免於爭權奪利的磨耗？權和利在KSSP起著怎樣的作用，或，更準確地說，為什麼權和利並不在KSSP發揮腐蝕的作用？

金錢在現代社會愈來愈成為主導人際關係和社會活動的因素，財大氣粗、斤斤計較的人比比皆是。即使在一些公益團體，出錢的人常自以為掌握操控大權，員工也不乏阿諛奉承之輩；口頭上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發展伙伴關係，實際上卻極少見能在金權的壓力和誘惑下不讓心中明燈熄滅，在合作共事時各自的差異形成的張力和矛盾中，仍能保持開闊的胸襟，平等互待，在爭持中互相促進。然而，當全球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非政府組織（NGO）爭相尋求國際或外國資金援助發展項目之時，印度雖然也有不少NGO應運而生，但許多地方仍保留自力更生的傳統；KSSP是其中一個堅決不拿外國資金的組織，因此，它毋需遷就外來者界劃的發展優先次序，或是遵循外來者訂定的遊戲規則。它每年的收入相當於40萬人民幣，來自出版幾份報刊和大量科普讀物，自給自足，毋需仰息他人。

同時，由於KSSP的工作幾乎全靠義工隊伍，又有機制規定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任何公職為期兩年，不得連任，也沒有工資，因此，被推選擔任主席、書記等職位的人，都是有能力、威望和熱情的成員。無論是「領導人」還是一般成員，都身體力行，參與各類研討、規劃和具體項目的執行。筆者認識的MP，是原子能科學家，KSSP和AIPSN的核心成員，既著書總結運動經驗、撰文與人辯論社會發展模式，也參與創作文化表演話劇、設計鍋爐模型、奔波於全邦全國的農村培訓項目。他的生活實踐以至KSSP的社會實踐，包含了對獻出精神的深刻體驗，也許這正是他們的生命力所在。

獻出精神並不以市場價值為依歸；它是施與能力的展現。施與能力是個體自由的可能的最有力証明，見於信任的能力，諒解、體驗、同情的能力，不以市場價值的考慮為存在的條件，也不以考慮回報為出發點。它是對別人給予支持的創造力，也就是愛的能力。它的作用越大，以「我」為中心的種種考慮的作用便越減退。

KSSP從識字運動到後識字運動到民間規劃運動，致力於化解「發展」造成的社會分化的負面影響，營造不同的空間，讓施與能力發揮和壯大，讓個體自由的體驗成為互相扶持的凝聚力。KSSP的經驗讓我們看到，對施與能力的肯定，不但是對如何發展、為誰發展等問題作再思考，更是對共同生活的管治問題作再思考︰如何管理安排大眾的事務？如何安置自己的身心？只有在不斷思考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才能保持開放、兼容、批判的態度，去梳理塑造我們的視野、行為、感情、認知的複雜體。

非典型肺炎肆虐，對我們是當頭棒喝。多少年了，我們習慣了把眼光放在國民收入增長、個人存款額、股市指數上面。來一個“非典”，我們赫然發現，我們的衛生條件、醫療服務多麽不足，更嚴重的是，我們竟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本末倒置，忘記了幸福不是有多大疊的鈔票，而是身心的健康。
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我們的目光，也許應該從豪華裝修的樓房是否用高級進口瓷磚，轉移到衛生間是否衛生、飲用水是否乾淨；我們的意識，也許應該從只顧個人先富起來、不惜犧牲多數人，改爲看到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人際關係層層互扣，一小部分人患病或發難，社會整體不能持續；要談“發展”、“進步”，不可能不關顧社會底層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
固然，不是發生一次“非典”，我們便有勇氣直面或改變我們的生存選擇。但是，如果我們不願繼續在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之中自食偏狹“現代化”的惡果，那麽，我們便要反思：我們要怎樣的生活，我們如何另辟蹊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朋友，與我一道考察喀拉拉邦，每一天她都重複一句話：他們的衛生間多麽乾淨！回國後隔了一段時間，我們再聚，她念念不忘的，仍是喀邦簡樸居所不顯眼角落裏的衛生間。
的確，在喀邦，每到一處，無論是小學校、鄉公所、農戶家，衛生間都是乾乾淨淨的。見微知著，我便明白，喀邦人均國民收入只有三百美元（人民幣二千四百元），美國人均國民收入比喀邦高120倍，中國高3倍，印度全國平均也比喀邦高10%，可是，喀邦的男女識字率就是95%以上，男女平均壽命就是超過70歲,嬰兒死亡率就是低於千份之17。
社會總體對衛生重視，不僅是資源調配的問題，也是多數人抱有什麽價值觀，並且能否通過參與來實現或修改其願望的問題。
1996年喀邦推行“人民計劃運動”，邦政府把全部財政預算的五分之一撥給鄉村自治的主體——鄉議會——直接使用。昆那杜卡鄉Kunnathukal的勞動力銀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很能說明衛生間的故事。
2000年，“人民計劃運動”如火如荼開展，我在炎夏到昆鄉考察勞動力銀行。甫下車，便看到幾十名婦女手拿紙牌，興高采烈地遊行，宣傳她們參與的項目–勞動力銀行。這裏，勞動力銀行的參與者，四成是女性。自從實行“人民計劃運動”之後，昆鄉每年獲“計劃發展基金”直接撥款750萬盧比，相等於人民幣136萬元（以下均以人民幣折算）。政府的政策規定基金的撥款起碼有百分之十要用在婦女項目上面；其他鄉有些把建衛生間也算作婦女項目，說婦女也要如廁，但這裏，據鄉議會的人說，他們不賴賬，其中一個婦女項目是把全鄉建衛生間的水泥匠工程承包給一個婦女組，讓35人(年齡28—46歲)接受40日培訓，培訓期間每天工資10元，之後工匠工資30元。這35人裏面，20人是勞動力銀行成員。我好奇問，甚麽是勞動力銀行?解釋是，該鄉有個怪圈現象，農忙期間缺人手，要從外鄉雇人，因爲本鄉人找不到工作大都往外跑。“人民計劃運動”開展以後，由於有了直接撥款，鄉民自治組織有一定經濟底子，以往由承建商承包的政府工程，現在都由勞動力銀行承包。鄉民在銀行登記，可獲保證每月有20天工作，每天一般有22元工資；雇主可獲保證勞動力供應，銀行甚至會協助預支勞工工資，也爲勞工集體購買勞動保險。參與勞動力銀行的勞工，有225人是全職的(其中四分一是女性)，有375人是兼職的(其中一半是女性)。在勞動力銀行存款30元，就可以成爲成員。勞動力銀行有資金42萬元，從事的大都是農業發展(例如鼓勵有機耕作、合作耕作)以及鄉村工程(例如挖井、建房)。
穿著傳統印度沙麗衣著的准水泥工匠，帶我看她們接受培訓的工地。烈日之下，無疑這是粗重的工作，但是，這份工作帶來的自尊和自信，又豈僅是經濟意義上的一技之長?
無可否認，社會上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貪污腐敗、低效率等等，不是一次運動可以改變過來的。但是，當“人民計劃運動”發動全民由下而上自願參與時，民衆可以利用政府政策創造的空間，逐步落實對民衆有利的做法。以勞動力銀行爲例，鄉民同意撥款優先爲每家每戶建衛生間，而這項工程不交給大承建商，卻爲婦女水泥匠“專利”，這就既提高了婦女地位，又爲當地創造就業機會，又減少承建商的貪污和牟利，一舉多得。爲了減輕機構臃腫，勞動力銀行架構精簡，只有三名農業主任，三名建築主任，一名義務秘書，兩名文職人員。
勞動力銀行不過是一例。在人口三千萬人的喀邦，運動頭兩年興建了24萬個衛生間，可見鄉民一般重視衛生。婦女項目也在政府推動下熱鬧展開。在泰里索Trichur，兩年內培訓了一百名女司機，駕駛小摩托的士；以前，只有4-5名女司機。在一個婦女騎自行車也會受非議的地方，婦女拋頭露面駕駛小摩的，可算是一場社會小革命。婦女更開辦空手道班，練習自衛術，一改弱不禁風的女性形象。研討性別問題的研習班，竟有幾名男士參加。我訪問的年青男子哥平納V.G.Gopinath 是“人民計劃運動”泰里索的地區主任(該區豁下有98個鄉)，他說，泰里索區是“喀拉拉民衆科學運動”多年耕耘基層工作做得不錯的地方，婦女項目也走在前沿。
與多位朋友交談，幾乎都異口同聲認爲喀邦的性別關係必須改善，也認爲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非朝夕可改。但是，他們寄厚望於“人民計劃運動”推動的婦女互助組織的發展。喀邦計劃委員會策劃這場運動的核心人物艾塞克Thomas Isaac，指出以往喀邦只有15%婦女就業，但在開展“人民計劃運動”之後，基層組織活躍參與的大都是女性。他說，婦女是運動的骨幹，學習能力高，主動性強；男性則必須學習把過去習慣的一套丟棄，這個殊不容易。邦計委安排了全面的婦女現況調查和婦女培訓項目，一年內，有一千人接受14日培訓，五千人接受10日培訓，十萬人接受4日培訓，五十萬人參加了一天會議。此外，是鼓勵婦女互助組成立，並組成全邦聯網。艾塞克說，婦女互助組聯網是“人民計劃運動”的得意之作。
走訪了幾個婦女互助組，有做椰油肥皂的，有做糕餅的。肥皂賣1元5毛，糕餅賣3毛5分，小組成員每天工作四至五小時，收入2元。婦女互助組採用儲金會形式，會員月供約20元，輪流借貸做小生意、修房，甚至爲女兒辦嫁妝。做糕餅的婦女，自豪地說小組已儲蓄1萬元，大家打算買一部摩托車，好把糕餅銷售網擴大。“誰是司機？”“當然是我們啦！”
婦女從無償家務勞動走向有償勞動，學習會計、分工、經營、新技術，還有處理人事糾紛。小組自訂的規則很精細，例如遲到十分鐘罰款2毛，三次缺席，所有組員便移師到缺席組員家裏開會，因爲當地習俗是誰家有客，要用甜茶糕點招待。這些變化在全村婦女中間發生，産生的文化衝擊不可小覰。
鄉議會之下設有村自治組，成年人數目約一千。每年舉行四次的村自治組全民大會是全民參與的直接民主機制，全權決定撥款用在甚麽項目上。我旁聽了兩個村自治組全民大會，有水利專家講解水流域，有女學者講解婦女參與問題，然後分組討論項目建議。出席者百分之七十是婦女，儘管踴躍的發言者還是男性。
多位被訪者不約而同指出,這個大量基層婦女積極參與的現象，不僅是女性自強和改變處境，也引入基層民主景觀的變化。
運動的反對者也不少，尤其是私人承建商和政府官僚。前者獲得的工程大幅減少，經濟利益受損；後者要從一貫的向上級負責的作風，改爲向鄉自治組織負責，覺得難以適應。追問席捲全邦的這場運動較深遠的影響是甚麽，有趣的是，許多人的回答，都與貪污腐敗有關。政府規定所有與這場運動有關的文件要公開，所有項目收支要明列，受益人名單要公佈，公衆可隨時翻閱，違例官員要懲處。許多人說，積重的沈–貪污腐敗–是印度社會長期以來一大特色，這次運動不可能一下子使社會清廉，但能讓貪污腐敗現形，通過民衆的參與、決定、監管，約制貪污腐敗。
從興建衛生間到建立社會清廉，喀邦民衆繼續在實踐中學習。在他們心中醞釀茁壯的,是承擔積極參與的責任的主動能力;過去積壓在心中對現狀的憤懣和無奈,也隨著減退.注重乾淨衛生間的建設,看似微不足道,蘊含的卻是身心健康的大義.

1996年8月17日，是喀拉拉邦馬拉亞拉姆年第1171年的元旦，也是全邦「人民計劃運動」正式啟動的日子。這個涉及3千3百萬人口參與的「運動」，並沒有引起國際傳媒的關注，也沒有引起印度全國的觸目，但是，我認為，它是西曆二十世紀終結前一次了不起的民主實驗，讓我們看到二十一世紀的曙光——以參與、承擔、學習為本的民眾「當家作主」。
如果說「民主」按慣常的理解，是政治上普選出各級議會代表的話，印度可算是民主大國。印度1947年立國之後，公民每五年有兩次投票機會，一次選邦議會代表，另一次選全國國會代表。在喀邦，1957年舉行第一次邦選舉，「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I (M)（簡稱「印共馬」）領導的「左翼民主聯盟」LDF（簡稱「左盟」）贏得選舉，成為全球第一個通過普選上台執政的共產黨政府。在以後的大選中，「左盟」與它的對手——印度國大黨領導的「統一民主聯盟」UDF（簡稱「統盟」）——輪流勝出（每次都是幾個百分點之差），每隔五年上台下台，成為喀邦有趣的政治民主景觀。
我與喀邦友人戲言︰你們太有政治智慧了，利用印度的政治民主制度，每隔五年把選票投給在野黨，讓執政黨下台，造成兩大黨派不得不重視選民的意願，為贏取民意不斷革新。友人解釋說︰選舉有很多偶然因素，選民難以整體地主觀制造這個結果；「左盟」和「統盟」都有固定的、相若的百分之四十多的選民支持，於是一小批中間游離分子便能左右大局，而他們似乎有一個特點——總是不滿現狀，不滿執政者的表現。四十多年來這個投票模式，突顯了喀邦政治民主的優點缺點：優點是兩大黨派要順應民意、收買人心，所以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大膽實驗；缺點是社會生活層面滲透了兩方的對壘，一方推動的實驗難以持續發展，因為對方會拆台，消解其政績。
從1995年開始，印度公民擁有第三張選票──選鄉議會代表。印度1992年修憲，第73、74修訂條例賦予鄉議會更大權力，使之成為地方自治機構。1994年，喀邦根據國家憲法訂定「喀邦鄉鎮議會法」，翌年進行鄉、鎮議會代表民主普選。
1996年的邦選舉，「左盟」勝出，旋即推行它的競選諾言︰將全邦財政預算的18-20%撥交鄉、鎮的地方議會直接支配運用。整個社會即時熱鬧起來。
喀邦的財政預算分為兩大部分——經常支出和發展項目經費，各佔一半；「左盟」政府把後者的35-40%交由鄉、鎮議會直接運用，數額相等於每年約100億盧比，即約18億人民幣（以下數額全折算為人民幣），而1996年之前，撥歸鄉、鎮議會使用的經費只有3千多萬元。舉一個鄉為例。在庫馬羅貢鄉，人口2萬2千人，鄉議會有10席；1995年鄉議會支配的經費只有15萬元，但1996年之後，可支配的經費大大增加。在2000-01年，庫鄉鄉政府的收入包括100萬元發展項目經費直接撥款，400萬元邦政府經常支出撥款（以支付公務員和醫療、農技人員工資，社會福利如農業工人退休金、孕婦食物津貼等），70萬元鄉政府獲授權收取的稅款用以支付150名教師的工資，27萬元邦政府和中央政府撥下來的農業發展基金，另有120萬元合作銀行的貸款用以興建公共汽車總站和商場。
「左盟」政府在全邦推行的「人民計劃運動」，震撼之處在於它讓鄉、鎮地方議會管理大筆金錢，擁有實權，而且讓大批公務員聽命於地方議會。固然，官僚體系不是一時之間可以改變過來，怠工﹑破壞的舉措很多，但是，它開啟了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就是讓社會的民眾學習做主人，公務員還原為公僕。
這個過程絕對不可能是由上而下的過程，「人民計劃運動」也絕對不是「左盟」由上而下地策動的仁政。「左盟」之所以把「人民計劃運動」納為政綱一部份，是因為「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簡稱「喀科運」）長期在農村社區培育民眾自主參與的能力，也就是人人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能力。「喀科運」繼識字運動和資源譜圖之後，在幾個鄉組織「鄉發展協會」，每一個村選派男女村民代表各一名，本鄉活躍的所有政黨（不論大小）各派代表一名，政府部門派出代表，專業技術人員也有代表。這個類似鄉議會的民間組織，商討並制訂本鄉未來十五年的全面發展規劃，動員各階層、各黨派人士志願參與建設社區。它兼蓄並收，既有長遠發展目標，又有短期工作項目。這種兼容的﹑積極參與的民主特質，不是由金權主導的「西方」精英民主制度可以媲美的。它帶有一種在中國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操，但這情操不僅僅體現在幾個「知識分子」身上（儘管他們發揮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是滲透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鄉發展協會」完全是民間自發組成的，超越了對抗性的政黨政治，而且在沒有政府或者基金會資助之下，發掘本地資源（資源譜圖工作奠定了基礎），依靠自身的能力來發展。這種制訂本鄉十五年民間規劃的做法，被「左盟」欣賞並採用為競選政綱。
如果沒有「喀科運」的實踐經驗，「人民計劃運動」不可能開展；而「左盟」的政府行為，又把民主進程大力推前。邦政府新修訂的鄉、鎮地方自治法，規定鄉之下成立村自治組織，每年法定召開四次村大會；鄉議會不能直接使用發展項目經費，必須由村大會提出項目方案，提交鄉議會會同專家小組審批；所有文件、受益人名單、項目詳情和數額、鄉議會收支賬目，都要公開，任何人有權查閱和複印。
1996年8－9月在全邦召開的村大會，有200萬人參加，即每個村大會平均有180人參加，佔選民的11.4%，四戶有一戶參與。這種熱情幾乎史無前例，但參加的人並不是湊熱鬧，而是為一種真實的驅動力推動。
在村大會上，大家七嘴八舌，說出個人的或本村的需要，試圖提出各種項目方案。庫鄉是「喀科運」長期工作的據點，「喀科運」的骨幹成員提出，政府賦予村大會法定權力，是地方自治的基層單位，有效地把權力從鄉一級下放到村一級。但是，村人口有二千多人，如果成年人都參加村大會，人多不好討論，不如40-50戶組成鄰里小組，更能讓每個人直接參與，改善生活的各個層面。
在「喀科運」推動下，全邦990個鄉，約有200個有村民自願組成鄰里小組，小組討論本地的特殊需要，訂定各項目方案的優先次序，評審計劃的執行情況，決定誰是撥款受益人（這常常是村民的爭執點）。每個鄰里小組選派代表，組成村代表會，成為村日常事務的執行者，例如排解紛爭，安排文化活動、學生課餘活動，辦醫療室、儲蓄小組等等。這就是說，村的日常事務由基層選派的代表執行，而全村選出的代表，則出席鄉議會，協商各村之間的共同或歧異的需求和利益。
「喀科運」正努力爭取邦議會立法，把鄰里小組定為村民民主參與公共生活的基層單位，在法律上承認民間已經存在的事實，並讓它成為普遍的實踐。
「人民計劃運動」這個大膽的嘗試，建基於每個普通人對美好生活的渴求，對自身能力的提升。運動在97-99年興建了10萬間房屋、24萬個廁所、5萬口井、1萬7千多個公眾水龍頭、8千多公里道路，清洗了1萬6千個池塘，把30萬英畝土地改為耕地。實地訪問，看到卡拉庫林鄉幾乎人人有房住，家家有廁所；以往要從其他邦進口牛奶、米、菜，但「人民計劃運動」撥款支援養乳牛，廢激素飼料，培植本地種子，牛奶產量增長了30%，本鄉消費後還剩餘15萬公升外銷。在另一個鄉，技術人員協助在沙地種菜，據說產值達3千多萬元。
上述數字不過讓我們窺見運動的規模。但是，運動最可貴的，始終是它提供了條件，讓每個普通人活得有自信、有尊嚴，活得豐富、充實。生活離不開社會生活，離不開在特定社會領域活動的群體關係；沒有群體的認同和鼓勵，自信和尊嚴是很難建立起來的。「人民計劃運動」能為社會生活的參與提供場地，讓人們有積極參與的心，通過建立豐富多元的社群關係，使互相認同和鼓勵的力量不斷滋長，讓大家互相之間不同之處成為創建更豐富更充實的群體關係的推動力，而不是製造矛盾的分化力量。唯有這樣，自信和尊嚴才能持久，才能越益充盈。

人人都是哲學家──意大利的葛蘭西如是說。人人都是科學家──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如是說。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人的潛能，也是人自主存活的條件。
如何讓有可能發生的，變成即將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我們常常談論“民主”，但往往是從制度安排的形式上的層面來看參與的問題，或把通俗但空泛的“當家作主”的口號作為理解“民主”的“常識”，這樣只是抽象地看待參與的問題，猶如只是從遠距離看到了軀體的位置，而不管個別軀體有獨特的靈魂。換句話說，是忘了“參與”是人的實踐活動，群體的存活是由個體組成的。參與是心身的活動、心身的能力的發揮和培育；所謂心，可說是葛蘭西所說的哲學家的能力，而身，可說是民眾科學運動所說的科學家的能力。
“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簡稱 “喀科運”)，深信社區的發展，要社區全部人參與，尤其要最底層的人參與。1991年4月，人口三千萬、農村人口佔八成的喀拉拉邦，進行了由民間策動的全民識字運動，宣佈成為全民識字邦。識字運動不是形式上讓窮人脫盲，而是讓他們有機會有能力參與社區建設。
識字運動不以傳統教學方式進行，而是動員本地有文化的人，義務一人為十人開班，每週兩三次聚會，持續一年。學習的材料，與學員日常生活和社區問題有關。識字運動完成之時，社區具備了兩大資源：一方面凝聚了一批願意做公益事業的社區精英，他們與底層人建立了友誼和信任，也增加了對底層人處境的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社會的底層人在識字班上交流對社區問題和自身處境的看法，形成了某些共識；這些共識不是刻意去追求的，也不為政黨利益或政府政策服務，但零碎地表達了普通人對生活的看法和期盼。
“喀科運”是一個民間運動，沒有財力物力在全邦990個鄉進行後續工作，於是選擇五個鄉做試點，推進鄉村社區建設。它首先進行一個全面的“資源譜圖”（resource mapping），簡單說，就是了解本鄉的各種資源，譜制成圖，再在這基礎上籌劃建設方案。
驟眼看來，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特別。要建一座樓房，當然要勘察地形土質；要挖一個水井，當然要探測地下水深度。但是，“喀科運”獨特之處，在於這些工作並非只由技術人員來做，而是全社區參與。參與並不流於形式化，而是一個實際的學習、承擔、付出的過程，效益由大家分享。
在中國，不乏類似“資源譜圖”的調研工作，著名的例子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等二百名博士下鄉在河北定縣做鄉建之初，李景漢等人進行了為期五、六年的調研。洋洋八百多頁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詳列地形、土壤、人口、農耕、地租、借貸、行政、教育、衛生、宗教、民俗等與村民生活相關的各個方面，其方法的嚴謹和觀察的細微，令人佩服，例如，有歷任縣長的任期、背景，有農民食品的材料做法，有小孩遊戲細節，有村民趨吉避兇的傳說。所譜的圖，涵蓋鄉民生活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信仰各層面，作為基礎制訂鄉村建設的各個方面，如改良豬種，改善水利灌溉，改善衛生環境，推行婦女教育、平民教育，革除紥腳、童養媳陋習等等。
因此，譜圖是一個了解現狀從而改變現狀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喀科運”的核心領袖沒有聽過晏陽初、梁漱溟的故事，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談建設，便先要看鄉村的現狀，看問題的複雜性與相關性，看村民的需要和欲望，讓紛雜的需要和欲望有機會碰撞、衝擊、篩汱，讓大家從既有的資源中開發出新條件新路向。
讓我們看看“喀科運”怎樣做“資源譜圖”。
安那庫林區（Ernakulam）是其中一個試點。柏拉沙教授（M.K.Prasad）負責領導生物多樣性譜圖，覆蓋以下範圍：草藥、植物、蔬菜、果樹、木材、經濟作物、飼料、牲畜、魚、害蟲等等的種類、地點、規模；收成和農耕方式的變化；本地個人和社群如何介入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使用及保護；哪些是共有的本地知識來使用生物多樣性的資源，哪些是部分人佔有的知識，例如某些醫術；本地人如何理解有甚麼公眾參與管治資源的途徑。譜圖工作同時包括建立地方資訊聯網，明確標示資訊來自哪些個人或社群；提供生物多樣性資源的貿易量、價格等資訊；保護本地資源和本地知識不被商人私有化。
從上面列出的各項工作，可見譜圖不僅是把動、植物的資料記下，而是涉及多個層面──從歷史的變遷，看農耕、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從資訊、知識的掌握，看社區的人脈和商脈對資源的共用或壟斷；從社區如何理解對資源的管治，探討民主使用和保護資源的可能性。
正如其他譜圖工作一樣，這項工作並非由柏拉沙教授領導一個專家小組去完成。這項工作毫無疑問需要科技專家參與，但前提是尊重及協助社群保存本身的知識，有效而可持續地使用社群的活資源，同時抗衡時代大趨勢──本國以至外國有財勢者覬覦和掠奪這些資源。這些例子實在太多了──珍貴的草藥、禽鳥，從當地人手中賤價收購，一輪旋風式掠奪之後，生物多樣性瀕危的警號響起，生態已無可挽回地被破壞，而當地人存活的條件更為惡劣，陷入更無望的貧困。
由於譜圖不是政府、財團或學術專家要掌控資源的分佈，而是鄉村建設民間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它帶有如下特色：本地社群不是被套取知識資訊的對象，而是直接參與其中的主角，在過程中，他們學習和思考──更好地了解本地資源的現狀，了解歷史變遷的因素，有系統地整理和共同擁有既有的資源知識，同時探討如何更好地使用和保護資源。
柏拉沙教授領導的安那庫林區生物多樣性的譜圖工作，在1997-99年進行，期間，一萬人參與。工作初期，是進行大量的培訓，義工大多是本地的學生和失業青年，他們學習如何系統地、詳盡地收集資料，與村內各種人群交談，整理資料冊、報告。這個過程，培訓了一大批本地年青人，不僅懂得收集資料、處理資訊、進行訪談，而且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本地的歷史和現狀，並萌生對前景的看法。他們本身就是寶貴的本地資源，是本鄉建設的主力軍。
譜圖工作的成果，記錄在釘裝好的一冊一冊的資料冊上。有傳統手工業者（陶器、鐵器、紡織、草蓆編織等）的分佈和消失趨勢；動植物的種類和分佈（他們發現該區曾種植了314種米，害蟲有51種；也繪畫了野草和害蟲的蔓延分佈圖）；在市場法則下某些資源如何被濫用破壞；當地人對發展和現代生活的訴求、想象，以及這些想法如何受到社會和經濟勢力的左右，又如何影響生物多樣性資源的破壞或保存；集體討論如何由社區共有資源、疏解矛盾衝突、共享收益。
生物多樣性譜圖不過是一個例子。同時期，集中在五個鄉進行的譜圖，涉及生產、消費、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教育、醫療衛生、水資源管理、婦女地位、各種社會資源的運用等等。譜圖工作有四大支點。一是鄰里互助互望小組，是村民直接參與的基層自治組織；每個鄰里小組約二十來戶，自由組合，不是行政單位，但卻是村、鄉自治組織的活細胞。二是經濟上的自助組織、合作組織、消費者協會。三是技術支援組，核心成員是本地的科技人員、專業人才、農民精英、工匠、知識青年、公務員和退休人士，他們也會協助聯繫外界技術、資金、人才。四是有別於主流發展觀的文化和倫理，而譜圖工作通過“集體夢想”來讓矛盾展現，讓未來理想的圖景出現。
“集體夢想”之所以重要，因為它不把村民的期盼和欲求簡單地或是浪漫吹捧、或是嗤之以鼻。今天，沒有一個農村不受全球化的外來力量影響，物欲和金錢如磁石般吸引著人們，原來較為樸素的倫理關係和價值取向被擠到一旁，而無法實現的追求又帶來忿恨怨懣。一旦鄉土成為落後的象徵的話，它不再被視為滋潤生命、歷史的樂土，可以不足惜地被拋棄在後面，啞然看著現代化快車在地平綫上消失；趕不上快車的人，被迫遺憾地苟活在快車載走了寶貴資源、留下塵土飛揚的荒地上。
“喀科運”策劃的“集體夢想”，不壓抑村民的欲望盼頭，各種願望自由表達，但同時，通過集體審視本村本鄉本國的歷史進程以及不同群體在這個進程中的得失，作出批判、反思。配合“集體夢想”的，是本地歷史的資料搜集（例如口述史）和整理，其中有民間傳說、民謠、民風的再讀。歷史的回顧，引領出對未來社會圖象的想象。之後，是問：我們怎樣可以走到大家都樂於生活其中的社會？怎樣用心用腦用手創造自己的未來？
馬達卡塔那鄉（Madakkathara）有四千多戶，“集體夢想”有二千人參與，很多人提出與“就業”相關的夢想，於是，技術支援組與當地村民一起，譜圖了解農業狀況、生產、消費欲望，發現本鄉40％土地用於種椰子樹，佔勞動力30％；18％土地用於種稻，佔勞動力60％。他們繼而策劃改良椰樹的生產和使用，把種植椰樹面積減少三分之一，加種蔬菜、香蕉、樹薯，但改良椰樹品種，改善育養方式；椰樹總數從12.5萬株減為10萬株，但每株產值從30-35盧比增至80-100盧比，同時開發一系列椰樹產品，包括椰奶、椰油、椰皂、椰棕產品等，一方面增加就業，另一方面滿足本地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集體夢想”以提高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條件為主要考慮，產品的市場主要是本地市場，一方面減少對全球化不穩定因素的依賴，同時提高本地人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質素。
李景漢當年做社會調查的心得，是如何使一般老百姓接受、相信甚至歡迎他的調查，達到積極幫忙合作的程度。“喀科運”主要不同之處，是老百姓在專家協助下，自己了解問題、發掘問題、尋求適合本地生態資源技術條件來發展的道路。這是以參與、以承擔、以學習為本的民眾“當家作主”。
要讓“當家作主”的口號不至於淪為壓抑民眾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來參與的能力，那麼，“當家作主”作為引子，應可觸發大家齊來討論“當家作主”涉及的理念（哲學）和技術（科學）問題，並檢討這個通俗說法背著的歷史包袱（例如家長式的管治及以“家”為名的排外文化和做法），從而展開開放的互相學習的過程，反覆探索“當家作主”依據的是甚麼理念、準則、價值，如何處理“多數”（強勢）和“少數”（弱勢）的關係，如何把根植於文化、歷史和現實的排他傾向轉化，讓不同的生活和價值取向所共存的時空成為互相容納學習的共同參與的時空。
如果制度上的形式問題不是只限於少數精英或知識分子之間的討論，而是大眾自主參與的討論，即這些討論已經是群體中的個人的實踐活動的話，我們便不用害怕這些討論會遠離人們的生活實踐，會困於抽象的精英知識分子的獨白。忘記了參與是心身的實踐，不但是流於形式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問題，也是以通俗為名的反智習慣的盲點。
對自主參與的肯定，是對人人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能力的肯定。

甚麼是現代國家的國民？我們會想到國家賦予他們公民權利，他們對國家承擔公民義務，也就是說，現代國民應有能力掌握現代知識與技能，所以，識字率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其中一個指標。可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奮力掃盲卻依然徒勞；國民的「落後」被看成為既是國家落後的結果，也是國家落後的原因。
在印度，情況最惡劣的比哈爾邦，識字率是47.53%(2001)；印度全國平均水平是65.38%；但西南的喀拉拉邦，卻在十多年前──1991年4月──便已經成為全民識字邦。這個不平凡的數字背後，有一個不平凡的掃盲故事。
1962年，一批科學家走在一起，要普及科學知識，讓民眾能掌握對他們有用的技能。首先，他們把英語科普讀物翻譯成喀邦語言馬拉亞拉姆語。「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簡稱「喀科運」）就這樣誕生了。經過十多年的努力，1978年在全國990個鄉之中的600個鄉，逐步成立了「農村科學論壇」，目的是與村民一起嘗試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喀科運」的構想，是每個村莊有兩三名「喀科運」的活躍成員，對當地問題有具體細緻的瞭解，帶動村民建設社區。
經過幾年實踐，「喀科運」發現，幾名活躍成員可以起帶頭作用，但社區整體發展必須靠民眾積極參與，尤其是最底層的人、最邊緣的人不能被遺棄。1986年，「喀科運」調整策略，將重點放在推動全民識字，讓識字的人不只學懂看書讀報，還培養能力掌握知識，創造知識，以改造他們生存的環境。「喀科運」決議在五年內令喀邦全民識字，於是籌劃一個行動綱領，送交印度國家教育部。試點建議在十七萬人口的安那庫林區（Ernakulam）進行。國家掃盲委員會在1988年審批撥款。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為「喀科運」從未肩負這麼大的項目，國家掃盲委員會也從未將這類工作交給一個民間志願團體來推行。
「喀科運」的計劃，是在該區動員一萬五千名志願者進行為期一年的掃盲活動。這種龐大的動員史無前例。上街示威、罷工抗議之類的行動是印度公民慣常見到的，但大量義工動員做社會公益事業，則出乎政治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意料。1989年試點工作開始進行，同時，「喀科運」組織文藝演出隊，巡迴到全邦1600多個地點作宣傳，印製、售賣大量小冊子，宣揚與掃盲、發展、自治相關的理念。
1990年2月，安那庫林區宣佈成為全印度第一個全民識字區，參與的義工有2萬3千名。試驗非常成功，旋即在全邦開展，動員30萬志願者；1991年4月，喀邦成為全民識字邦。國家掃盲委員會非常讚賞這個成績，邀請「喀科運」和「全印度民眾科學聯網」（「全印科聯」）協助在全國推行掃盲運動。為此，「全印科聯」專門成立一個教育機構，名為「知識與智慧促進會」（BGVS），在接著的幾年，在全國多個邦約400個區推行掃盲運動，報名參與掃盲運動的學員有1億2千萬人，報名的義工有1千萬人，實際完成比例甚高。
數字固然可觀，但掃盲運動的真義不在量，而在質。「喀科運」的出發點，並不把文盲的村民看成愚昧無知、缺乏教養。相反，他們相信民眾之間流傳寶貴的民間智慧，人人有學習能力、應變能力。現代社會的大小事務總離不開文字，民眾識字，能更有自信參與，能更好地譜寫自己的歷史。
這個出發點非常重要，與一般的現代化、都市化社會的主流觀點迥異；它不把農民看成落後可恥，看成現代化的絆腳石、包袱，而是正視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被犧牲被邊緣化的遭遇，對非西方國家在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統治下沒有甚麼選擇餘地而接受的西方發展模式，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它看到這樣的發展是狂妄的，滿足的只是少數得益者偏執的欲望，但地球上大部分的生命卻被嚴重破壞，從包裹大氣層的臭氧層到海洋深處到地下水，都受到不可逆轉的污染破壞，同時，社會分化和地區衝突也隨著所謂科技發達文明進步而日益嚴重，越來越看不到解決的辦法。所以有必要抗衡這種狂妄。
這個問題涉及的不單單是農民的出路；全社會的出路也在農民身上。因此，他們要協助農民在自身、在社區、在本地，尋找力量尋找資源，改變生活中不如意不合理之處，扭轉狂妄自大、不懂節制的欲望所推動的發展之路。他們的發展觀以民為本，以大多數人利益為依歸。
帶著這種理念推行的掃盲運動，重點是個人及社區的長遠變化。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內洛爾區（Nellore），一些農村婦女參加掃盲班，每週聚會。掃盲班不少教材是學員表達興趣和需要後，與教員合編或改寫；在一地編寫的教材會在各地流傳。這就是說，掃盲班並沒有呆板地規定學員學懂甚麼字，才算符合「脫盲」標準，而是讓教材和學習靈活配合學員的處境。
內洛爾區的掃盲運動在1990年1月宣佈開展，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宣傳推廣──主辦者組織歌舞創作、街頭劇團、家訪等等，到各村各戶動員教員和學員志願參與。1991年1月，掃盲班正式上課。在杜巴貢德村（Dubagunta），學員有三本教材，其中一本有一個《絲妲的故事》，說的是絲妲的丈夫酗酒，她無法改變丈夫的惡習，自殺了。杜巴貢德村的掃盲班婦女學員，讀到這個故事時百感交集，紛紛訴說她們自己的故事。59歲的玉婷（Uddin）說，她的丈夫14年前被酒精奪命，死前經常酒醉鬧事。在這個貧窮的農村，自然環境惡劣，農作物經常被颱風摧毀，失業普遍，更糟糕的是，僅有的一點錢，常被男人拿去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後虐打妻兒。
掃盲班的婦女，訴說各自的不幸，有的說，丈夫打她有了新的理由，就是她這麼大歲數，還要甚麼脫盲識字，是瘋了。婦女們商議後，決意村內不留一個酒鬼，於是行動起來。她們的故事迅速傳到其他村落，也很快寫入掃盲讀本；新的故事叫《如果婦女們團結起來》。這一課說：「這不是虛構的故事，這是我們上掃盲夜課的婦女的成就。我們的村叫杜巴貢德村。我們用血汗賺取工資，從土裏生產金子，但有甚麼用？錢都花在土酒上，我們的男人沒有錢買酒，就賣掉家裏的米、油、任何東西．．．我們的日子很難過。後來我們讀到絲妲的故事，我們開始想，弄死她的是甚麼．．．第二天，我們幾百人走到村口，截停一輛酒車，叫商人把酒倒掉，我們一人拿出一盧比賠償他的損失。他嚇怕了。就是這樣，那天以後，再沒有滴酒進村．．．我們現在有力量，也有信心。我們知道只有通過教育，我們才能取得這次勝利。」
在之後的村民自治選舉中，玉婷被選上村委主任，這在重男輕女的農村，是不簡單的。如星火燎原，各地婦女紛紛起來反對土酒。在1992年的民間反酒運動壓力下，邦政府在1993年宣佈全面禁酒。在里貢達伯度村（Leguntapadu），一名政府官員應邀參加反酒集會時，問婦女能否一天儲蓄一盧比。一名婦女上前，把一盧比放入他手裏，其他婦女紛紛效法。官員問，為甚麼把錢給我，為甚麼你們不組成小組，把儲蓄集起來，自己管理？儲蓄運動從這個村開始發展，超過20萬名婦女自發組織了婦女儲蓄小組，接著逐漸有能力以集體名義向銀行或信用社貸款。
印度有許多世界銀行、聯合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等搞的小額貸款項目，但前述例子主要不同之處，是這些自發的婦女小組，是經過掃盲運動一段時期的個人能力和集體意識的培育之後，從婦女自身面對的日常問題出發，尋求解決。掌握知識、增加自信、維護尊嚴，是內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反土酒運動和婦女儲蓄小組運動，是由掃盲運動引發的。喀拉拉邦帶頭開展的掃盲運動，最可貴的是它是一場影響深遠的鄉村建設運動。讓全民成為有知有識之士，這個目標是全社會接受的；運動實際開展之時，也捲入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政府官員、不同黨派人士和科技專才，充當義務教員，在與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學員共處的期間，打破隔膜，消除誤解，增進相互的認識。掃盲運動推進了社會各階層的整合和社區發展動力的開發。也因此，掃盲運動並不以民眾脫盲而結束，而是全社區成員進一步捲入對社區本地資源的瞭解、探測、開發。鄉村建設運動不僅有了本地骨幹人才帶頭，有了廣大民眾參與，也有了凝聚建設運動的公理人心和人際網路。掃盲運動奠下基石，讓民間自發的社區規劃行動可以開展，也讓1996年史無前例的喀拉拉邦「人民計劃運動」得以推行。
這裏的「發展」，綜合了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它首先是一場文化運動，一場人的提升的運動。

「科學」，是五四運動的一面大旗，表徵了現代文明進步。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面對西方強國入侵，先是「堅船利炮」「師夷之技以制夷」，到梁啟超康有為的維新時期，已經提出不限於學技術，而是全盤學習西方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文化。「科學」，百年以來，與「救亡」「強國」分不開，與現代化工業化軍事化分不開。
「科學」，戴著幾乎神聖的光環，走進了現代詞典，走進了現代社會生活。比起五四運動另一面大旗「民主」，「科學」有不同際遇。「民主是什麼」這個問題，從來爭議不休，各家有各見，於是，我們看到一大串名詞——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新民主、人民民主、美國式民主、亞洲四小龍式民主……但是，「科學」卻可逍遙自在，享受它的崇高一統地位，似乎世界上、歷史上只有一種大家都公認的「科學」。
但是，細想一下，有威力的工具會被有權勢者企圖操控，「科學」又怎會例外？平民百姓不能說享受不到科學的好處，電視、電話、摩托車、拖拉機，在我們的生活和生產領域隨處可見。科技在現代化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對日常生活影響越廣泛和深入，社會分化便越益嚴重：一面是掌握科技知識的少數但強勢者，一面是生活不得不越來越依賴科技在社會的應用的多數但相對弱勢者。而農村、農民，相對於城市和城市居民，可說是弱勢中的弱勢。
然而，科學就不能為廣大民眾所用嗎？民眾便不能積極參與討論和決定科技如何發展如何運用才對它們有利、才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自主、自信、自尊嗎？不是的，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的經驗，可供我們參考。
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發展得最好的是在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已有40年歷史。印度多個邦有不同的民眾科學運動，獨立運作但組成聯網，名叫「全印度民眾科學聯網」AIPSN，（簡稱「全印科聯」），定期交流經驗。
「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簡稱「喀科運」），在1996年名聞全球，因為它取得了被號稱為另類諾貝爾獎的「優秀民生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這個獎項每年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夕在瑞典頒發，表揚在全球對民生最有建設性貢獻的實踐經驗。「優秀民生獎」讚揚「喀科運」「促進了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喀科運」其中一項驕人成就，是在1989-91年，用三年時間動員十數萬義工在全邦進行民間掃盲運動，1991年喀邦宣布成為全民識字邦，至今男、女識字率都高踞百分之95以上。印度獨立後，國家耗費不菲搞掃盲運動，成績差強人意，後來借助「喀科運」掃盲經驗，國家只出一點錢補助書籍粉筆，「全印科聯」特設教育組織BGVS，在全國動員八百萬義工，接受培訓後每人負責替十人掃盲，為期一年，成績斐然。關於掃盲運動的詳情，將另文介紹。
柏勒覓雅然（M P Parameswaran），朋友簡稱為MP，是「喀科運」也是「全印科聯」的核心成員。他解釋運動的要義，在於他們相信科學有利於人類社會進步；科技提供了條件讓億萬人的貧窮疾病可以根除，讓明天比今天更好；科技應該而且可以成為億萬窮人改變貧苦命運的武器。
運動是人組成的。看看MP的個人故事，也許可以對民眾科學運動的理念和實踐有多點了解。MP是原子能科學家，1935年出生。1957年10月，他和朋友聽電台新聞，說蘇聯發射了第一個人造衛星，超前美國。他非常雀躍，嚮往到蘇聯留學，學科技來抗衡霸道的美國。於是自修俄文，到了蘇聯。在那裡，他既欣賞社會為所有人提供生活保障、教育、醫療、就業，也反思共產主義是否應追求資本主義所追求的物質富饒與揮霍，是否能擺脫資本主義的精神空虛與貪婪。
回國後，MP不願意像大部分科學家一樣，為政府研究武器，為財團謀取暴利。他加入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要讓科學知識服務民眾。與他一起的，初期是十多名科學家，後來運動發展，各種階層人士包括教師、主婦、青年、技工、醫生和各種政黨背景人士參加進來，今天，「喀科運」成員有四、五萬人。「科學」被定義為廣義的知識，包括生產知識、生活知識；這個知識不是割裂的，不是精英知識界壟斷的，而是民間智慧通過專業者與草根生活者的磨合生產的。
有人會問：民眾科學，聽來與一般科學沒有很大差別，不就是科技人員不為政府、財團打工，改為下鄉；不就是科技不作軍事發展，改為民用？現代社會普通市民都在享受科技成果，國內鄉鎮都有科技人員，這算不算「民眾科學」？
不錯，如果看「喀科運」或「全印科聯」從事的工作，似乎與國內情況相若。舉例來說，「喀科運」有一個專門發展民用科技的研究中心IRTC，研究和推廣多種農村適用科技。例如無省柴灶，既可提高燒柴的效能，間接保護林木，也可防範柴中毒（世界衛生組織說全球每年有210萬婦女兒童死於柴中毒，當然絕大部分發生在第三世界）；例如低成本房屋，就地取材分析泥土特質燒製耐用實磚空心磚，配合建築設計，讓空氣流通、光充足、起居舒適，既能節省建材，也節省日常生活的能源消耗；又例如椰油香皂，由於椰子價格近年大幅下跌，嚴重打擊本地經濟，椰子沒有銷路，「喀科運」於是研製農戶能掌握的技術，自製椰油香皂，取代進口香皂。其他科研項目包括如何減少細菌滋生的食用水蓄水池、燒柴燃燒率達百分之95以上的發電機、省電的日光管起動器、煮飯保暖盒、太陽能、沼氣、小型水利發電、綜合農畜模式、豬種改良、草藥栽種應用等等。最近幾年，更開展一個全邦水流域管理的大型項目，與村民一起討論。
上述例子也許不顯眼，因為比起現代大工業，它們看上去不過是農村適用技術罷了，而且，這類技術國內也十分普遍。究竟「喀科運」有甚麼特色？
經過幾年觀察聆聽讀資料，訪談各階層人士，包括「喀科運」核心成員、義工、農村婦女、科技人員、政府官員、不同政黨人士等，我的理解是，「喀科運」四十年的實踐所演繹的「民眾科學」理念，并非僅是技術層次，亦即不能約化為農村適用技術。農村適用技術可以說是一種手段，一種內容，但支撐「喀科運」的，是一種哲學，一種比較可取的社會發展模式，一種樹人工程。
甘地的名言「讓家家戶戶有一部手織布機」，概括了他的理想社會模式：人們應追求簡樸充實的生活而這生活是盡可能自給自足的。面對追求全球化、現代化的主流發展觀，甘地的主張似乎迂腐可笑。但常識也告訴我們，全球人口若以美國模式為榜樣，並有能力消耗同樣的能源，地球的石油、天然氣會在一年半之內耗盡。僅一個數字可說明問題：美國的能源耗用量相當於人均每年8噸石油，中國人均是0.66噸，相差12倍（1998年數字）。美國模式不可存續──這是願意看的人都能看到的。對於身為被剝奪者的第三世界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村民眾）來說，尋覓可存續生計便要另闢蹊徑。
把「喀科運」的實踐拼湊起來，便逐漸呈現一個圖象：它不懈地嘗試推動用本地原料、能源生產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減少對外來原料、產品的需求，促進本地社區經濟的發展。重看他們的科研重點──太陽能、沼氣、小型水利發電──是能源開發；省柴灶、保暖盒、省電起動器──是能源節約；香皂、土磚──是本地材料運用；蓄水池、水流域管理、綜合農畜模式、豬種改良、草藥──都導向相對自足的、講求生態的本地經濟。
但「喀科運」最為重要的，也許是它的樹人哲學與實踐。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意大利著名哲學家葛蘭西說，人人都是哲學家，要創造條件讓哲學家成長。「喀科運」的信念是，人人都是科學家，要創造條件讓科學家成長。科學是知識，特別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專家學者壟斷之後再「灌輸」給民眾的知識，往往是脫離生活、躲在實驗室裡研究出來的知識，反映的是不懂節約、妄求不斷操控、改造大自然甚至宇宙的慾望。美其名是造福人類，但歷史讓我們看到這樣的科技發展釋放了無窮擴張的慾望，造就了現代戰爭、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散。我們見到原來是希望造福人類的成果，反過來吞噬文明，加強社會分化，使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被推向邊緣。
民眾科學的知識，是通過每個人對日常生活中的天文地理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現象的觀察、理解以及適應、介入、改造來生產的。它不是孤獨的追求，而是集體互動的學習和創造，因此，它不會讓所謂知識自封成為一個王國，它要考慮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造成的道德和政治問題，即民眾科學是民主的知識，是本源於集體生活的知識。
因此，「喀科運」在成立初期，用喀邦的馬拉亞拉姆語書寫與推廣科普讀物；之後，在全邦舉辦大量科普班、科普講座、觀星興趣組、少年科學家學習營、教科書和課程改革試驗，等等。它推行的社區項目，無論是水利發電還是土磚建築，都不會是幾名水利專家或建築師來策劃推行，而是盡可能動員全社區參與，包括商討社區有甚麼需求、不同需求之間有甚麼矛盾差異，認識項目的目標、技術原理和可能成果，動員社區不同階層實際參與；項目不僅尋求成果由多數人享用，而且通過參與來學習、教育、提升。1996年3月，我參觀一個社區正策劃的小型水利發電項目，多名義務的年輕男女科技人員以及社區一大批少年婦女男士，陪同我攀上小山峰，十幾歲的孩子和三十餘歲的家庭主婦，指手劃腳爭相解釋在甚麼地方建壩，工程會怎樣進行，他們將會有甚麼得益。他們的興奮和自豪的容貌，猶在眼前。
民眾科學，讓科學知識服務普羅大眾，讓普羅大眾掌握科學知識、改善生活、增加自信自尊。人人都是科學家。

印度，給人的印象，是貧窮落後。
即便你沒有到過印度，你的腦海裡浮現的影象，也許是沙塵滾滾的街上黑瘦的小孩伸出骯髒小手向人乞討；在棚屋前面衣衫襤褸的老婦漠然呆坐；街角處一群男人無聊地打發時間。如果追問，這些印象怎樣來的？你也許說不出來，也許會說是電視、雜誌上看到的。反正，貧窮、落後、骯髒、慵懶、卑屈、無望，幾乎是互通的，印度的人均國民產值在2001年只有450美元，只及我們中國的一半。似乎確實無誤的數字，表述了似乎不容置疑的貧窮落後。
我們中國要向印度學習嗎？相信很少人會這樣想。從五四運動提出「科學、民主」的口號，到新中國建立後要「追英趕美」大躍進，到改革開放時期的「四個現代化」，我們想學習的榜樣，是現代化工業化的北美西歐。印度，不入我們的眼簾。
今天，步入北京的國貿大廈、上海的梅龍鎮大樓，時髦舶來商品琳琅滿目，雲石台階高雅潔淨，與巴黎紐約的百貨商場無異。城市中上層的生活方式，可說緊追北美西歐了。但是，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在享受著現代化的甜美果實呢？
如果說百年歷史見証了農村凋蔽困厄，如果說今天中國面對的三農問題相當嚴峻，如果說我們要探求鄉村建設以及社會整體發展的多種道路，那麼，我們要放下成見和幻象，把視野從北美西歐轉向以往不屑一顧的「第三世界」，尋找適合中國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發展模式。
位於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論「貧窮」程度居世界前列，十多年前比全球排第十的窮國更窮，人均收入比印度平均水平低。但是，它卻有非常寶貴的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經驗，可供我們參考。
1956年，印度三個西南地區合併成為喀拉拉邦，全邦說同一語言——馬拉亞拉姆語，是「山地語」的意思。喀邦人口3千3百萬，農村人口佔百分之80，有990個鄉，人口密度在全國排第二，每平方公里有750人。一個驚人的數字：全邦有9千多間圖書館，1萬2千多間閱覽室。其中，隸屬於「喀拉拉圖書館議會」的圖書館有5千多間，分為三類︰甲類有圖書2萬5千冊以上，乙類有1萬5千冊以上，丙類有5千冊以上。三類圖書館的比例是2:3:5。這就是說，每個鄉大約有人口2萬5千人，圖書館8間，閱覽室10間。
單是鄉村圖書館的數字，已羡煞國內的友人。今年9月，我到晏陽初當年進行鄉村建設運動的定縣訪問。今日的定州市，是縣級市，人口120萬。坐計程車去市圖書館，司機不知道圖書館位置。館內冷冷清清，藏書不到三萬冊，每年購書刊經費3千元，十多年來未添置一本新書，只訂閱一些報刊，每週借出的圖書僅十來冊。據說，國內不少縣市公共圖書館情況相若。
這種天淵之別，讓我感慨之餘，很想追問，喀邦的鄉村圖書館是怎樣走出來的，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裡又扮演什麼角色。今年10月初到喀邦參加研討會，特地詢問鄉村圖書館的情況。
原來，鄉村圖書館在喀邦已有60多年的歷史。在40年代，還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潘力卡（PN Panicker）推廣圖書館運動，每一個鄉村成立一個圖書館和一個閱覽室。1945年9月，圖書館聯會正式註冊，後來成為「喀拉拉圖書館議會」，有47個創辦成員。1989年，喀邦議會通過議案，正式承認它為喀邦的公共圖書館，邦和地方政府每年撥款添置圖書，管理人員大多是義務的。
有這麼多圖書館，可以想象，喀邦的出版事業十分蓬勃。1945年，12間出版社集資120盧比（今天，一元人民幣約相當五個盧比），成立「知識出版合作社」，1949年與「民族書店」合併，之後的25年，是出版界黃金時期，從1960年到1975年，該合作社每天出版一本書！類似的出版合作社有十多家，但規模較小。
圖書館林立、出版業蓬勃，意義不簡單是數量上的可觀。這些數字讓我們窺見喀邦的社會和政治變遷，也讓我們想象喀邦鄉村的文化生活是怎樣的。在20世紀40年代，工人、農民、賤民等運動，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重要部分，圖書館運動在民智開發和知識累積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時代變化，圖書館的作用也有改變。以往，圖書館和閱覽室是鄉民聚集的場所，從早上七時到半夜，有鄉民來讀報、評論時事、高談闊論。一般的圖書館，會有3-5份馬拉亞拉姆語報章，1-2份英語報章，幾份週刊。週刊由個別鄉民捐贈，報章由圖書館訂購。近年來，喀邦有三千多份報刊，每個鄉有鄉報派發到每戶，約百分之70的家庭自訂報刊，於是較少人到圖書館讀報，這些地方便少了以往的熱烈討論了。
圖書館如果只是書架和書報，那麼，在電子媒介日益發達的今天，它會逐漸被淘汰；在自己家裏或在網吧上網不就行了？但是，圖書館如果是知識文化傳播和再生產的支點，它便會生意盎然。
喀邦的幾千個鄉村圖書館，並非全都活躍，但積極推廣科技知識、文化活動的還是不少。在安那庫林區（Ernakulam），VNKPS圖書館是甲類圖書館，有55年歷史，藏書2萬冊，訂閱8份報章30份期刊。位於三個鄉中間，這個圖書館有1千名會員，三分之一是女性，另外有300名兒童會員。圖書館是三層大樓，面積280平方米，有閱覽室、會議室、康樂室、兒童圖書室。一名婦女圖書館員負責流動圖書室，每週為200個農戶送上書籍。圖書館經常與各類合作社和學術、農科機構合辦工作坊、培訓班，內容涉及農業、畜牧、能源、母嬰健康等；圖書館自辦刊物，鼓勵會員寫作投稿並組織辯論和研討。館址的活動多姿多采，有徵文比賽、話劇創作表演、體育競技活動、草藥醫治班等。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我們小時候讀書，父母老師會這樣激勵我們；這說法反映了民間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大致離不開對個人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追求。喀邦的民間熱心者的圖書館活動，卻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想象，是尋求群體發展、移風易俗，特別是讓佔人口多數的弱勢社群有凝聚發展的空間。
在首府特里凡得琅區（Trivandrum）的柏連卡馬拉鄉（Peringamala），鄉村圖書館作為中心，推行培訓課程。首府的「發展研究學院」CDS派出研究員來柏鄉，培訓當地的大學畢業生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社區發展銀行業務和政府福利政策等，然後由這些青年志願者各人領導一個20名婦女組成的小組，協助小組提出發展項目，申請撥款，然後執行。項目的設計，是致力於讓每個小組發展出有領導才能的人，以後不用志願者幫助也可自行運作。
圖書館同時設立資訊中心，邀請醫生、工程師、地區發展官員等參與，協助小組成員挖井、養磨菇、種菜、改善食水供應、搞小型水利設施等。每週的婦女小組聚會，讓婦女暢所欲言，加強自信心。一名婦女小組成員蘇達珊那（Sudarshana）說︰「以前，我不敢在公眾場合說話，但現在，我們會在村民大會上坦率地講意見。」另一婦女莎吉達（Sajitha）說︰「通過圖書館計劃，我們發現集體努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雖然數額不大。」
瓦利庫努鄉(Vallikunnu)位於馬拉浦南區(Malappuram)，是回教徒聚居的地方，婦女很少參加公共活動，1999年4月搞了一個流動圖書室，將全鄉分為五個小區，由五名志願者分管，每人每月津貼500盧比；她們逐家逐戶推廣圖書借閱。閱讀習慣普及後，制度簡化，在每個小區設定點借閱室。9個月內，婦女借閱圖書冊數2萬5千本。文化上的變化悄悄地展開。
青少年的成長也是關注點。在庫馬羅貢鄉(Kumarakom)，1995年開始設立社區讀書室，約50戶的學童為一組，每天早上七時聚集，做半小時眼部操，然後溫習一小時才上學，晚上從7時半到9時再作溫習。眼部操的音樂和動作，是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一名成員到中國訪問後學來的。每個小組由一名志願青年做導師，協助功課上的困難，也輔導青少年的成長。
前年暑假帶20名香港學生自費到喀邦訪問，安排他們在村民家裏住宿兩三週。一名學生興奮地告訴我，她在小小的鄉村圖書館，發現有巴西著名平民教育學家保羅.費爾(Paulo Freire)的書。這本書她在修我的課時讀過。
物質條件匱乏的喀邦，竟是鄉村圖書館林立。的確，可怕的不是物質上的匱乏，而是精神文化上的匱乏。喀邦的捲煙工人的故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印度土產的手捲煙，號稱「窮人煙」，約六厘米長。80年代中期，印度手捲煙煙民有2億5千萬，每分鐘吸煙一百萬支。這個行業有約六百萬全職和兼職工人。工人的生財工具只要一把剪刀、一個竹盆、靈巧的手、專注的精神。每天，幫工把煙葉磨碎篩過曬乾，捲煙工人先把樹葉浸濕，剪成小塊，然後把煙葉平舖樹葉上，快速捲成錐狀，上面用手指壓平，下面用線扎好。工人一天可捲6百至2千支煙，入息微薄，捲一千支煙是15盧比，相當於3元人民幣。一般到45歲，手指皮磨得很薄，不能再做下去。
這是低賤的行業，辛勞的活。但是，喀邦一些捲煙工人，幾十年來有一個習慣，至今保留下來。他們忙於生計，也有人不識字，於是幾千工人分成30-40人一組，每組由工人輪流專責朗讀報紙和書本，讓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聽讀報唸書，一邊討論。每天晚上，各人把一些捲煙交給讀報工人，讓他有同等收入。
寧可減少百分之三的收入，也要聽讀報。這是窮人的選擇。他們沒有因為窮、物質匱乏，而變得精神世界被壓縮到只關心基本生存的利益問題。「窮」，不是他們的選擇，但追求積極參與的精神世界，卻是他們的選擇，也是在於他們的選擇。這是他們活的尊嚴，尊嚴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