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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來家國—-漫談《最後的貴族》

Administrator — Wed, 13 Apr 2005 18:19:20 +0000

五十年來家國—-漫談《最後的貴族》

Greatime

開首

“曾經，最珍貴…..的個人活動，便是回憶。因為它是比日記或書信更加穩妥的保存社會真實的辦法。許多人受到傷害………抹去了對往事的真切記憶。於是，歷史…..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被改寫。這樣的“記憶”就像手握沙子一樣，很快從指縫裏流掉。”

“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

“寂靜的我獨坐……提筆則更是淚流不止……已成疾。因為，一個平淡的詞語，常包藏著無數寒夜裏的心悸。我想，能夠悲傷也是一種權利。”

節錄自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自序

當我在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自序中讀到「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時，不禁掩卷浩嘆，心中感慨，落淚而不自知。無可否認，最後的貴族一書，尤其這篇序言是我讀過最好的作品之一。我自懂事開始，便從母親口中聽了許多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後的人和事(母親是經歷了建國以來政治運動的人)，對母親的心情，母親傷痛的回憶，一直無法完全理解：為何要對年幼的我喋喋不休？為何對政治，對人情毫不信任？看了章詒和的自序，心中泛起的，卻是母親的影子。原本以為千言萬語也說不清的那個年代，那個我外公和母親的年代，短短一篇自序，卻讓我碰觸了當時人的內心—-或者說—-我母親的內心。

權力與抵抗

在自序中章詒和寫出了國家機器如何運用權力，改寫歷史甚至虛構記憶，面對著連回憶也能篡改的力量，個人所能做的抵抗，也只保存自己的回億，把屬於自己的記憶保留下來。這大慨也是作者寫《最後的貴族》一書的原因，留下自己親歷的歷史，作為對權力的抵抗，也為了尋找繼續生存的力量—作者保存了自己「悲傷的權利」，縱使悲傷，決不忘記，不能忘記，也不忍忘記，若然忘記了，那些親切可敬的人們也就永遠死去了—–他們所經歴的，所代表的那一段歴史的真實也會永遠埋沒在官方歴史中——作者不忍，也不甘。

作者以受害者、倖存者的身份對控制國家機器的官方作出控訴，正如她在書中所說：「共產黨虧欠了我章家兩代人。我不背叛這個政權，就算對得起他們。」(p.162)《最後的貴族》書中所述之人，所錄之事，大多都是對權力的控訴。張伯駒也好，康同璧羅儀鳳也罷，都是該受尊敬的人遭受侮辱。他們當中有些人或許也有遭人詬病的缺點，如四處留情的羅隆基，但他們都堪稱才德俱備之文人雅士。縱使有錯，套用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一句話：「所施的刑罰與所犯的罪行絕不相稱。」—-這已是最保守的說法了—-假如你把追求獨立思考稱為「罪行」的話。作者就是這樣透過記錄才德俱備的人在那個時代如何被折磨，表現出她自己對那個「地獄」的憤怒。

大右派的女兒—口述歷史

這是中國第一大右派的女兒章詒和的口述歷史，口述歷史不一定全面，有時甚至很片面。例如作者章詒和在 “斯人寂寞”一文中，對周穎頗有批評之意，描寫其被大力拯救聶紺弩的朱靜芳指其 “忘恩負義，過河拆橋(p.258)” 不言朱靜芳之功，但姚錫佩在 “為周穎辨正——讀章詒和文後”一文中，卻指周穎實乃遵守與朱靜芳 “要求紺弩夫婦對楊、彭二人相救之事絕對保密”的諾言，才不公開言謝。又有章詒和在文中提到1986年聶紺弩先生病逝，周穎沒有寄來訃告和參加追悼會的通知一事(p.297)，姚錫佩卻說李健生(章詒和母)之名在追悼會的名單之上。當中怕有溝通問題，姚錫佩在其專文中列舉了許多和章詒和回憶中不同的「事實」。但口述歷史不因其對所見所述事物角度認知所歷不同而損其價值。因為口述歷史不必全面，也不可能全面，只是必須真實，決不能虛構，這樣便足夠。口述歷史本來就是一個人的歷史，不是多數人的歷史，這裏我引用子非魚的說法：「不是旁觀，也不是見証，那是親歷！」就此而言，章詒和的口述歷史在補充那一個「失憶」的年代的歷史空白中顯得彌足珍貴。

中國一九五七的人們

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寫了六篇億述故人的文章，分別為 “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寫活了「吃掉良心」的史良，看到一代法學家在一九五七年前後的轉變，怎不叫人惋惜？讀到儲安平黨天下之言，方驚覺今天中國所謂挑戰禁忌的言論，五十年前已經有人說了，可惜的是禁忌始終如一。再閱至張伯駒夫婦貢獻一切卻連受良好醫療的機會也沒有，耳邊響起的，是路見不平者的呼叫。讀到聶紺弩夫婦，明白了何謂書生狂氣。羅隆基則叫人又愛又恨，愛其才氣，恨其風流。最後是「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讀過她們的故事，聯想到的，卻是獨自進餐仍盛裝以待的王爾德，明白「貴族」的精神文明是可以不受物質貧乏影響的，「貴族」的精神是自我的提升與尊重。書中作者引述儲安平在《英國采風錄》所言：「英國人以為一個真正的君子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是一個有榮譽的人，並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p.185)」可謂康同璧母女的寫照。

這樣的人們，代表的，是中共建國後對新中國有理想的高級知識份子，連章詒和在內，受中國傳統和自由主義薰陶，主張獨立思考和文明生活，對東西文化相容並蓄，且對新生中國抱有建立理想國度的希冀——這樣的人們，可以說是和共產黨所宣揚專政、革命的思想在先天上便有衝突（康同璧自言其生活原則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章伯鈞讚之曰：「康同壁不說解放全人類，卻從救一個人開始。」(p.184)這和共產黨解放世界的宣言可謂一有趣的對比）。故此，被毛澤東以「大鳴大放」「陽謀」利用其對建立理想國度的希冀，「引蛇出洞」然後一舉殲之也是可預見的悲劇。他們的遭遇，可說是中國共產黨以國家機器強迫推銷其意識形態的證據。他們的失意，代表「舊德」的沒落，代表數十年來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兼容中西，所建立起初步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文化價值觀，被二元化的激進主義所取替，從鳴放至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他們失意的過程便是兩種主義興替的過程，也可以說，他們失意的過程，乃是中國共產黨專制政體日漸成熟完備的發展過程。

免於恐懼的自由

《最後的貴族》國內版名為《往事並不如煙》，雖然國內版的名字更能表現作者本意，但可惜國內版被刪改甚多，甚至連章詒和的編輯也對作者說：「對不起，章大姐，稿子被砍得遍體鱗傷，你就別看了。」黃河清引述康橋對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大陸、香港不同版本說：「這些……主編、編輯人員他們的思想本來就被那個圈套禁錮在那裏動不了，……他們則非常怕，儘量刪節，不讓它們出來。……在許多情況下，大陸編輯刪減文章並不代表著他真實的思想。……正式的出刊的時候……怕踩到地雷，……甚麼真話都可以不說，甚麼假話都可以說。」黃河清言之曰「時隔三十餘年，事竟一模一樣！深入骨髓的怕！」

我想起了昂山素姬的名句「使人腐化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支配權力者，因恐懼失去權力而腐化；為權力所支配者，亦因其對權力之鞭的恐懼而腐化…….恐懼不僅壓制了所有明辨是非的心，而且慢慢將它摧毀。」恐懼使人腐化，尤其是當恐懼往往會變成事實的時侯。(《往事並不如煙》在國內出版後被禁。編輯的恐懼成真了。)

因為恐懼，所以腐化。反右始於1957年，《最後的貴族》初版一刷是在2004年，時隔四十七年的時空由恐懼所相連。四十八年前章詒和親歷了恐懼如何令人腐化，使人為了「對權力之鞭的恐懼」而屈服，出賣至親好友。史良乃一代奇女子，作者對其多有景仰，甚至說「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p.2)」，於拒絕和蘇聯專家照相一事中，作者說：「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p.11)」。但到了反右之時，史良變了另一個人，主動批鬥章伯鈞，撰文「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p.19) 」。故此作者把史良分為二人：一九五七年前的女君子，一九五七年後的反右先鋒。又如浦熙修，是與羅隆基同居１０載的女友。反右時以「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系丟進茅坑去吧！….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 ……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p.318)」決絕批鬥羅隆基，讓羅隆基傷透了心。

史良也好，浦熙修也好，許許多多反右運動中變臉的人，難道都是天生腦後有反骨？史良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曾被國民黨逮捕；浦熙修是享有盛名的 “浦氏三姐妹” 之一，算是素有風骨的高級知識份子，但反右風潮一到，恐懼便攝取了人心。史良(可能)害怕被鬥(她最後還是被鬥了)，(可能)想保有權位，所以出賣多年知交好友章伯鈞、舊情人羅隆基。還是章伯鈞瞭解史良，他說 “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p.20)”

恐懼也導致軟弱，在 “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中，羅隆基傷感地說﹕「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但章伯鈞開解他道﹕「努生(羅隆基)，首先是你連累了她，再加上來自外部的許多壓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臉。我想，她的心裏並不好過。」(p.343)尹慧瑉在《《往事並不如煙》瑜中有瑕》一文中所言印證了章伯鈞的想法「她(浦熙修)後來反右時所受的極大的壓力（不但來自政治領袖之“欽點”，來自應和的群眾之洶洶，也來自家庭親人之“關心”）………已經能幹不起來，成了一個四面楚歌、無所措手足的弱女子了，在愛情問題上，她因羅隆基之濫情也產生了絕望的氣憤。因此，在“揭發”時無理性地胡言亂語。」在四方而來的壓力下，浦熙修屈服了，和史良一樣，她連沈默和見死不救這些獨善其身的權利也沒有，因為「在中國，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作家、藝術家除了成為革命的“螺絲釘”以外，還必須成為“歌手”、“戰士”。沈默都是不可以的，因為沈默被視為消極對抗、心懷敵意。」(章詒和) 。殷海光在「人生的意義」一文中說 “當生活因困難而被迫放棄若干原則時，必須盡可能作「道德的抗戰」，把道德領土放棄得愈少愈好，而且要存心待機「收復道德失地」。”但在中國，卻連「收復道德失地」的空間也沒有。因為恐懼而自保，要自保就要出賣他人，一層一層，恐懼如雪球般越滾越大。一個人的恐懼(毛澤東恐懼失去權位)帶起了千千萬萬人的恐懼，一個人的恐懼只是心理變化，百千人的恐懼卻變成了製做萬萬人的恐懼的力量。恐懼超越了現實—終於使恐懼者所恐懼的「現實」(害怕被鬥)成為了真正的「現實」(鬥人成風，最後甚至連鬥人者自己也被鬥，吳唅便是好例子。)，這便是群眾運動的可怕。由毛澤東所引起的恐怖自反右至文革，由一層又一層的恐懼推波助瀾下，終成海嘯，毀掉了一代的人。

半個世紀過去了，那在權力之鞭下屈服的恐懼依舊遊蕩在中華大地。編輯所為，和史良所作一般無二—–(可能)比較幸運的是—(或者)他們還不至於要出賣他人(天曉得在《往事並不如煙》被禁後，五十年前的歷史會否重演。)。這大概就是中國五十年來的進步吧！

尾聲

我近日看六四的紀錄片，說了些同情學生的說話，一位中囯交流生對我說：「若你在內地說這些話，會被人抓去關(大意)。」。另外一位中囯交流生跟我說共產黨員在交流過程中監視其他中囯交流生。無論他們所言是真是假(恐懼不一定有真憑實據)，被抓的，被監視的恐懼的的確確發生在今天的中國，甚至於香港。我切實地感到了恐懼，一如我母親所經歷的，也一如章詒和所親歷的。五十年來家國，我們仍未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

參考書目

《最後的貴族》章詒和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為周穎辨正——讀章詒和文後” 姚錫佩香港信報
《英雄蔣彥永巾幗章詒和》黃河清
“《往事並不如煙》瑜中有瑕” 尹慧瑉
2004年10月30日章詒和獲得國際筆會寫作獎所作的答謝辭
《免於恐懼的自由》昂山素姬 1991
《往事並不如煙》：一個人的歷史子非魚
網友整理《往事並不如煙》被刪部分http://www.boxun.com/hero/zhangyihe/16_1.shtml
“近看章詒和” 邢小群批評第十二期
“人生的意義” 殷海光
“往事並不如煙舊德也不精彩” 安替
“文人與政治─讀反右及文革期間政治對知識份子的摧折與毀滅” 昆布 PChome個人新聞台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bookseeker/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黃小黛撰寫於2004年09月15日 http://www.islife.info/archives/cat_fbook.html
“朱學淵來稿：一群仙鶴飛過－－有感章詒和女士的回憶” 朱學淵
“遙遠的絕響讀章詒和《最後的貴族》” 馮遠理
章詒和訪談 “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 章詒和
“歷史教授許紀霖評《往事並不如煙》” 許紀霖

經濟壓倒一切—-從政府削減公共開支中的經濟論述說起

Administrator — Wed, 13 Apr 2005 18:13:18 +0000

經濟壓倒一切
從政府削減公共開支中的經濟論述說起

Greatime

在一國兩制的設定下，香港被定性為資本主義社會(政治上的論述)。加上經濟學論述主導社會主流，自由經濟發展和私有產權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工會和弱勢團體的訴求被斥為福利社會的“幻想”，屈服在官方、商人、經濟學者的所謂經濟“現實”之下。本文便嘗試借關於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的事件, 探討經濟學論述主導社會的問題與反思。

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度開始，財政出現經營赤字，在零四至零五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由九八至九九年度至零四至零五年度七年中，有六年出現綜合赤字。而特區政府聲稱在回歸後的公共開支每年平均有5%的增長率，高於經濟增長率。

故此政府決心要削減公共開支，以” 大市場，小政府”， “先節流，後開源”的目標，要在零八至零九年度達致收支平衡，並且控制公共開支在本地生產總值的20%或以下。在零三至零四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更建議削減社會保障援助金11%，滅赤以保香港的經濟力量，以祈持續香港經濟發展的奇績。引起社會各界極大回響，多番討論。並掀起經濟主導論述和非主流論述之爭。

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理據與論述

經濟學論述乃建基於一些經濟學理論與假設。接下來我會嘗試分析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學理論、假設與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學論述。

削減公共開支可助經濟發展，市場一定比政府有效率的假設

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的大量開支是干預市場的行為，在市場比政府有效率的假設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是相對沒有效率的。而且要承擔公共開支，便要加稅，加稅會導致生活水平下過。以瑞典為例，瑞典為世界知名的福利國家，以極高稅率維持公共開支，以至市場物品的價格高而且種類少。

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論述便是香港政府的公共開支過鉅，不單干預市場，使效率下降，損害香港自由經濟的優勢，以教育為例，香港每位大學生每年的政府津貼學費為二十萬餘，學生自己出四萬餘，合共二十四萬餘，以同樣的大學教育水平比較，美國的私立大學收費不到一半，可見香港公共教育開支沒有效率。

在官方經濟論述中，更聲稱巨大的公共開支，更使政府有加稅壓力，如果不解決財赤問題，便會削弱投資環境，影響香港競爭力，為了長遠持續發展經濟，政府把加稅和削減公共開支放在天平的兩邊，只可任擇其一。在經濟發展的路上，不分貧富都要共同擔。

誘因，自私理性的假設

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自私的動物，會為自己作成本利益的分析，尋求最大利潤。當人發覺可以不用付出而享有政府緩助的收入，便會減低工作誘因,因而選擇依賴政府的緩助，所以援助等如鼓勵失業。經濟學家張五常批評香港福利政策時舉了這麼一個例子：你在街上見到一個女人抱著一個五歲大的孩子行乞，即使你有很多錢，也會不想鼓勵這樣的行為，因為那個女人可以工作，應該工作，但她選擇行乞為業。這樣的行為是不值得鼓勵的，暗示不應該給錢。

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論述便是香港政府不斷宣傳，甚至有官員公開表示綜援養懶人的論調，認為綜援家庭月入過萬，比外出工作更好，使部分失業人士喪失工作誘因，寧依賴政府救濟，也不願意自食其力。甚至暗示領綜援人士為社會的依賴者、寄生蟲。

資源競爭的理論

在經濟學的角度，資源是稀少的，所以在使用同一資源的使用者之間，存在資源競爭的問題。由此引伸出來的經濟論述, 便是政府否認為金錢而放棄有需要人士的福利，而美其名為在有需要人士之間，作出更好的資源分配。也就是說，在政府的論述下，是有需要人士和有需要人士在爭奪資源，甚至是有需要人士和一般市民爭奪資源。把政府與市民間的矛盾，轉為市民和有需要人士的矛盾。

香港人普遍接受經濟論述的原因

香港大學 [市民最關注的問題(14/12/2004)] 民意調查顯示，63%被訪市民表示最關心經濟問題，25%表示最關心社會問題，而表示最關心政治問題的，只佔5% 。這調查表達了經濟在市民心目中的份量，經濟論述既直接關乎香港市民最基本、最切身也最關心的經濟問題，香港人容易接受經濟論述也變得理所當然了。

上述簡化的解釋其實包含了兩個問題：第一，市民為何會高度關心經濟問題，第二，市民為何會理所當然地輕易接受主流經濟論述。

關於第一個問題，這關乎歴史與文化想像的問題。首先是小漁村發展成大都會的想像，自少香港人就被教育香港之所以能由當日“荒涼”的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繁華”的大都會，全歸功於工商業經濟的發展，於是，成就今天的香港，工商業經濟發展成了唯一的功臣，而大都會的想像，也變成了香港唯一的特色。這種偏狹而普遍的論述使到經濟成為香港人自我認同、自我定位的中心。而在歷史方面，在一九四九年前後湧來香港的難民，奠基了香港經濟的起飛，他們經歷過戰亂，明白世事無常，只希望得到溫飽和穩定，故此對自身的經濟利益相當重視。加上殖民政府早期並沒有給予香港人參與決策公共事務的權利，在政治體制上的無力感，更使香港人把精神放在經濟利益上。這種價值觀，構成了香港人的主流思想。這做成市民高度關心經濟發展問題而對其他問題相對冷漠。

至於第二個問題，便是香港教育文化的問題。香港一向實行填鴨式教育，卻來不鼓勵批判性思考，加上香港教育臣服於經濟掛帥的想像，一向注重現實的理商而輕慢文科，造成人文素質修養不足，並培養出不經思考盲目從衆的羊群心理，對官方、媒體所宣揚的主流思想，不加以批判思考便全盤接受。故此偏狹的主流經濟論述的輕易被香港人所接受。

經濟學論述主流化的影響—侵蝕小眾發聲空間

偏狹的主流經濟論述是官方所努力推廣的，其推廣功具之一便是官方語言，而官方宣傳機器對官方語言的操作也越來越純熟，邵家臻在字謔香港中說明了官方語言的建構：官方機器建構官方語言，並賦與合法地位，是官方語言變成一般化的生活語言，甚至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進行潛移默化，加強羊群心理、 “人講你講”的從眾心態。並且利用非官方的代表去說官方語言，例如經濟學家等專家的 “專業”論述，使得官方的論述權威化。一些流行的語言，綜援養懶人、非技術工人、結構性赤字、資源增值、知識型經濟、新公共政策等，便是這樣深入民心，成為普遍的用語，進而宰控人心。於是乎，官方民間開始同聲同氣。

本來面對只是自上而下壓迫的官方論述，異見者可從民間找尋發聲空間。但近年來官方語言開始透過非官方代表和日常用語的建構，製造出越趨統一的官方和民間論述，開始侵蝕民間發聲空間，雖然官方並沒有利用行政手段握殺非主流論述的空間，但強大統一的官方和民間主流論述使異見者日趨邊緣化，和被標籤化，例如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工會和弱勢社群被加上”追求福利社會” “政治幻想” “既得利益者” “不顧大局” 等標籤便是一個好例子。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排擠了非主流論述，小眾的聲音被大眾的論述所迫，發聲空間被侵蝕。另一方面，由於並非官方打倒民意，而是官方加民意打倒另一些民意，各社群之間的矛盾於是乎加劇。

聽聽另一種聲音 — 經濟學論述的誤導、盲點與反思

天生自私？

如前所說，經濟學論述源自經濟學假設，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自私的，故此當綜援收入高於工作收入時，人便會選擇依賴政府。但經濟學的自私假設祇是假設，事實上有很多有需要人士寧願幹著擔四千元的工作也不願意領綜援，或者失業時迫不得已申請綜緩，但一有工作便立即停止，那是因為他們的自尊與道德情操使他們想把資源留給有需要的人。經濟學的自私假設從根本上就忽略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故此建基於這一假設的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論述也是偏狹的。

數字遊戲？

而且，張超雄博士指出要量度市民對綜援的依賴程度，應該看失業綜援的領取率，也就是失業人口與失業綜援個案數目的比例。而在過往數年，失業綜援的領取率是相當穩定的，可見綜援養懶人的論調是不成立的。在另一方面，政府所謂綜援家庭月入過萬，其實祇是數字遊戲，其中包括有上限實報實銷的津貼，健全四人家庭綜援標準金額，只有4 , 836元，每人每月只有1 , 290元，而且綜援收入高於工作收入，非因綜援太高，實乃工作收入太低，政府乃「出口術」誤導公眾也。事實上，綜合援助金的金額僅夠綜援人士家庭維持最基本生活開支。城市大學的黃洪和李劍明的研究指出貧窮線為3 , 750元，可見綜援金實非太高，僅夠糊口而矣。由此可見削減公共開支會使綜援人士的生活捉襟見肘，百上加斤。

天平的兩邊

而另一方面，政府所謂有需要人士和市民爭奪資源，也是一個蓄意誤導的論述。因為在實際上，在香港這麼一個富庶的城市，資源的競爭並不像政府所說的那麼緊張，政府把有需要人士和市民放在對立面上，原因並不是因為沒有資源，而是因為政府把資源放在其他方面。許寶強教授曾在「富裕中的貧乏」一書中指出：香港政府在一九九八年的施政報告中，曾堤出會拿出一百億元用來興建科學園，和設立創新及技術基金等。這筆開支已足可以使當年接受綜援的人口增加一倍。董建華在報告中談到綜援開支，提出政府仍需審慎理財，確保資源妥善運用，而且用得其所。但在倡議高科技的發展時，他卻說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這方面的投資是必要的。但英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投資科學園所投放的資源，很大程度上只變成了一小撮精英和跨國企業的免費午餐。更甚的，高科技科學園最終只加劇了所在地的貧富差距，並成為地產商的投資樂園。可知投資科學院並非一個很保險的投資項目。由此可見，真正的問題是政府不肯投放資源，而不是資源短缺，天平的兩邊，從來就不是有需要人士和市民，而是政府的投機性開支，和公共開支的取捨。

再深一層的思考 —經濟發展是唯一的出路？

在未來經濟發展之名下，數百億的投機性開支隨手批出，而為了節省政府經常性開支的1%，卻和社會上最貧窮的人們斤斤計較。經濟發展真的那麼重要嗎？重要得要犧牲弱勢團體？有人說為了改善人民生活，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是必要的。但經濟發展真的是唯一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嗎？犧牲弱勢社群又是否別無他法？經濟增長率到底代表了什麼？它能反映出生活質素嗎？它能夠反映出幸福嗎？他能告訴你在這個城市裏有多少人三餐不繼嗎？在貧富懸殊的社會裏，經濟增長只代表了一小撮最富有的人變得更加富了，經濟增長的果實從來被一小撮人霸佔，削減公共開支所節省的，都落在那一小撮人手上。在激烈的經濟發展競爭中被淘汰一群，也就是所謂的低技術工人，不單生活頓成問題，領取綜緩更被冠以寄生蟲之名，受盡冷眼嘲笑，社會被割裂成一個又一個分裂的群體，彼此互相競爭，無一刻止息，那能算是幸福嗎？經濟發展被視為唯一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也是唯一成功的標準。這樣的社會，能算是幸福嗎？龍應台質疑「中環價值」，許寶強教授對發展的迷思，都是對這唯一成功的標準的反思。社會的進步應該是指人民生活得幸福了，能做自已想做的事，也有餘閒享受生活，身體有充足的休息，心靈也得到平靜。但，這些幸福，經濟發展能帶給我們嗎？我們不能做自已想做的事，只能做能增強競爭力，能讓我們在弱肉強食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的事，整天被工作鎖住，假日只想在家睡覺，每天加班，加上競爭劇烈，工作壓力大，長期失眠淺睡，每天害怕被人淘汰，心理長期垃緊，身心俱疲。一間藥廠委託在香港進行的調查顯示，約百分之十六被訪者受長期失眠困擾，由此堆斷，香港有逾百萬人失眠。

日拼夜拼，也只是為了在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賺多些錢，但是，錢能買得到快樂嗎？常見的經濟論述說，收入的增加可以讓人們滿足更多需求，而得到滿足的需求。而且有錢就可以有更多選擇，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人們的選擇餘地越大，快樂程度越高。用20元你可以去飯堂買油雞飯或燒鴨飯等，而如果只有10元，那麼你只能買特價三星飯。故此，可以選擇的越多，人越快樂。這是真的嗎？據中廣新聞報導，歐洲一個研究機構對全球六十九個國家，進行快樂指數調查，結果發現非洲國家奈及利亞人民最快樂。《福布斯》雜誌的一個報告指出，被財富雜誌評為美國首富的4百個人中，他們的快樂指數平均是5.8 ( 7是最高分)，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他們的快樂指數也是5.8，肯雅的遊牧民族馬賽人，他們生活在草棚，沒有水電，他們的快樂指數也一樣是5.8 。而香港呢？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電台第一台合辦的「你活得開心嗎？」開心指數調查2004 ，以10分為滿分，香港人的平均開心指數只有7.24，低於馬賽人、紐特人。可見幸福快樂和經濟發展並沒有直接關係。人們的需求是層層遽進的，經濟發展金錢利益只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但人們在滿足了基本生活的層次後，還會渴望更高層次，例如對價值層的高等價值(如真、善、美等) 的追求。

經濟論述只關心了最基本生活的層次，故此並不完整。而經濟發展也並不能為香港人帶來真正的滿足，為了經濟發展而剝削窮人更是無益的行為。削減公共開支一方面使有需要人士連最基本生活的層次也不能滿足，另一方面經濟掛帥的論述同時也使香港人終日疲於奔命，為口奔馳。為了一個無需要超額完成的目標使自己和有需要人士都受苦，所謂的共同擔，發展經濟，可說是損人不利己。

問題不在經濟學上

我雖然在上文指出了在削減公共開支的問題上，經濟學論述的一些誤導與盲點，但我其實無意否定經濟學的理論，因為經濟學的理論本來只是分析的經驗與工具，「假設」只是為了方便分析和研究，客觀說出事實的一部分，這並沒有錯，例如人性理性自私的假設，的確解釋了世界大部分經濟行為；資源競爭也是人類長久以來面對的問題。貴為社會科學之后的經濟學，理論經過千錘百鍊，又豈會錯漏百出？

真正有問題的，是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祇是一門社會科學，但經過官方、媒體的解讀後，便會因應各方不同的立場而出現扭曲、誤導、偏好和偏差：一個思想，各自表述。

而更有問題的，是主流化的經濟學論述，經濟學論述已有了偏差，再在主流化的過程中，被簡單化，極端化和二元化，結果，主流化後的經濟學論述已經偏離經濟學的本源了。例如現在每個人都高舉自由經濟，把所有的政府干預都被貶為計劃經濟，公共開支更被視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突徵，故此公共開支有如洪水猛獸，非削不可。但張五常曾億述高舉自由經濟而名滿天下的佛利民曾經對他說：「計劃嗎？當然要有。沒有計畫怎可以推行市場經濟呢？」可見所謂政府干預市場便一定沒有效率的論調，即使在經濟學上也站不住腳。

如果主流化後的經濟學論述，透過掌有最大權力的官方機器以官方語言大力宣傳，問題就更大了。被歪曲的經濟學理論不但被利用作官方論述的根據，更被真理化，作為工具的假設有為真理，在官方和經濟學家吹噓下成為香港社會唯一的指導原則，把經濟理論應用在所有範疇上，福利如是，教育如是，文化發展也如是，否定一切其他原則，在自由經濟的大旗下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相對壓迫了其他聲音。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工會和弱勢團體被視為不顧大局便是好例子。

總結

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的經濟學論述是偏狹的，而且經濟發展也並非香港的唯一出路，經濟學論述的最大問題是被過度主流化了，過於一致的官方與民間主流論述威脅到其他非主流論述的生存空間。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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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靜看世界》張五常

《人生的意義》殷海光

「綜援非過高工資實太低」「何苦為省1%開支向弱者開刀」張超雄

「官方語言的建構與解構」《字謔香港》邵家臻

「你活得開心嗎？」開心指數調查2004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與香港電台第一台合辦

《福布斯》:美國富豪與因紐特人一樣快樂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13/64110.htm

大紀元10月2日報導全球幸福指數調查奈及利亞人最快樂http://www.epochtimes.com/gb/3/10/3/n387196.htm

逾百萬港人長期失眠http://www.healthno1.com/articles/information/html/ex20010221a.htm

《市民對現狀的滿意程度 People’s Satisfaction with Current Conditions 14/12/2004》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http://hkupop.hku.hk/

2003-04及 2004-05年度財政預算案

http://www.budget.gov.hk/2003/chi/highligh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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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科學運動——「掌握平常」的激盪—-劉健芝

Administrator — Wed, 13 Apr 2005 17:33:42 +0000

民眾科學運動——「掌握平常」的激盪
劉健芝

KSSP這個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街知巷聞的民間運動，可以為我們提供怎樣的經驗啟示？筆者多次踏足喀拉拉邦，訪問各級政府官員和不同黨派、社會階層的人士，尤其是農村的婦女與年青人，感受是，這個並不著意自我標榜的運動，有多麼多寶貴經驗，可供全球探索兼容平等解放社會的人參考。任何經驗有其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經濟的脈胳和條件，沒有一個經驗可以複製在另一時另一地，但是，揣摩別人如何在特定的條件制約下開拓資源，在困境和兩難中力求突圍，又或另辟蹊徑，將有助我們豐富想象力，沖擊固有的偏執，增強我們的勇氣和智慧，這是學習「掌握平常」的兩種不能缺少的要素。

勇氣和智慧的一個體現，是「獻出精神」。要說KSSP——「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最讓我佩服的，是它創造了條件，讓人們的獻出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不炫目地、不浮誇地實踐，做「義工」習以為常地成為自然、平凡的生活形態，成為一種文化。友人KK Krishna Kumar說，KSSP的成員義務工作，大都不會視之為犧牲或負擔，不會冀求回報或讚揚，只會樂在其中。這種精神吸引著我，一有機會便問KSSP成員︰為了什麼？問題提了出來，心裡早知道沒有答案；對方說不出所以然的時候，大家相視而笑，體味金錢和權力換不到的真樸。

不計報酬（尤其是金錢報酬）的義務工作，在每個社會都有。KSSP的特點，是形成一支龐大的義工隊伍，舉著「以科學推進社會革命」（science for social revolution）的旗幟，實實在在地進行社區建設工作。自從1962年成立以來，KSSP經歷了多個階段，有低沉艱難的困惑、有迴旋覓路的躊躇、有突破缺口的激盪，在人口三千萬的喀拉拉邦，KSSP近十多年來成員保持四、五萬人。KSSP的行政架構非常精簡，受薪的只有三名全職幾名兼職，然而，它卻能夠吸引各階層人士加入，盡瘁一生，也能組織大型的運動，發動群眾參與。1989-91年，KSSP在全邦進行的識字運動，成績斐然，可說是喀邦民主進程的一個轉捩點，為1996年開啟的全邦「民眾規劃運動」奠下基石。

1989年，KSSP與政府合作進行識字運動。印度立國以後，一直花費不菲進行掃盲（這被視為現代化進程不可或缺的一環），可是成績差強人意。1989年，KSSP請膺，由政府出錢提供書籍紙筆，KSSP動員義工，以Ernakulam區為試點，由一萬五千人為十七萬人義務掃盲。識字運動進行得生動活潑，先由文化隊伍到農村巡迴演出，邀請村內較有文化修養的人參加文化表演項目，過程中討論村民面對什麼問題，需要怎樣的知識，怎樣教授才會有效。之後，義工接受培訓，然後每組由一人負責教授十人識字，為期一年。結果，政府四十多年來做不到的，由KSSP以錢少人多的投入，以社群的力量完成。識字運動隨即推廣到喀邦其他區，兩年內動員三十萬義工。1991年4月18日，喀拉拉邦宣佈成為全民識字邦。有了這個經驗，類似模式在印度全國推行，由「全國民眾科學運動聯網」AIPSN成立專門的教育架構「印度促進科技知識與智慧協會」BGVS，在全國推行識字運動。1989至1995年間，全國一千萬人做義工，為一億人掃盲。（AIPSN核心成員一千人，在全國有三十萬活躍成員。）

KSSP從事識字運動的方式，獨特之處是，用錢很少，平均花在每名學員身上不超過人民幣10元。以往政府的掃盲經費大部分用於教員工資；非政府組織從事的項目，也往往行政費用極高，直接用在受益群體的錢很少。KSSP的識字運動所投入的人力，卻完全不能以金錢（工資）來衡量。（我們幾乎可以聽到經濟學者們辯解掃盲教師和行政人員拿取工資是怎樣地合理，這種經濟活動應如何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之內；——我們也幾乎可以聽到政策制訂者們辯解資源有更迫切需要投放的地方，如國防、電訊等現代化項目。）也許應該說，按照主流社會的邏輯，普羅大眾（尤其是農村人口）接受教育，並非優先項目；各國投放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上的資源有多少，已可說明問題。

金錢在以價值交換活動為本的主流社會中，不但是最普遍和主要的工具，更因其重要性而佔有主宰的位置。KSSP的經驗讓我們看到，在金錢主宰的社會關係網中，社群通過積極主動的參與，開辟不受金錢掛帥擺佈的社會生活的空間。更重要的是，KSSP的實驗，不是幾個頭腦發熱的知識份子閉門造車自困於浪漫想象中對烏托邦的追求，而是科學家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証的科學精神轉化為「掌握平常」的民間科學精神。它是一門嚴格的學問，既要有磨練當下的細心，又要能從自己及別人的經驗中學習，以培育長遠的目光。它要求對當前的局限作細心勾劃，把問題和解決的可能途徑整理出來，同時又能認識到要識辨錯誤、避免重蹈覆轍，長遠的目光是多麼重要。

對於政府來說，KSSP推行識字運動，用錢有限，不妨一試。但對於KSSP來說，它開發的動力，要足以動員龐大的義工隊伍，以及願意識字的文盲；而這個動力並不來自利或名。教員教授的不是「國王與我」裡面的皇室子弟，而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農民、貧民；而且，你不是唯一的義工，全國一千萬人在做著相同的事。龐大的文盲數字標示了社會分化的嚴重。印度立國發展多年，民主制度推行多年，政府的掃盲工作也進行了多年，但效果不彰，只見社會分化日益嚴重。KSSP推行的識字運動，便是針對這個當前局限出發的。

社會分化的一個現象是群眾參與為他們而設的項目時不能積極投入。文盲作為社會分化的發展結果，意味著社會發展的既得利益者並不熱衷於解決問題。依賴政府推行的掃盲工作每每是作為一種職業，由受薪者執行，往往不加思索地要求文盲學習在生產社會分化的狀況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主導文化。社會分化所破壞的信任，從開始便沒有基礎建立起來。依賴政府推行的掃盲工作自然也不會大灑金錢利益以換取參與對象的有條件信任。沒有信任，積極性不會發動起來。

KSSP推動的「獻出精神」，不但是在向錢看主宰的社會關係網中開辟不同的社會生活空間的長遠目光，更是針對當前社會分化造成的信任的破壞而重建社會關係。社會分化的另一個現象是對政府的惡性循環的依賴。KSSP發動義工的運動，針對這種惡性循環對症下藥，在社群信任的基礎上，KSSP提出一個中心口號︰「無知是內在於我們的敵人」，一方面發動參與者面對自己的問題的積極性，走出惡性循環的依賴，另一方面放下只是激化分化和虛耗能量的指摘和埋怨，讓民間不同力量匯聚，建立積極的相互關係。

超越名和利的工作，只能訴諸另類的邏輯。KSSP推廣的，是一個樸素的高尚的訴求︰知識、科學、智慧，應由民眾掌握。筆者曾觀看一個為識字運動編的歌舞劇，述說一個淒美的傳說︰勤勞聰明的奴僕艾嘉娃Eclavya，從旁觀看主人學習，學懂了使用弓箭，被主人發覺，要他付出學費——他的大姆指。樸實的艾嘉娃斬下姆指，卻再也射不出一支箭了。話劇由業餘文宣隊聯同本村村民合演，在村口的泥地上，男女老幼圍坐觀看。KSSP平均每年創作策劃演出的文化節目有四百種，編劇演員全是業餘義務參與，每支隊伍一般每年用一個半月時間到一百個鄉村演出，有時舉行文化大巡遊，在喀邦從南到北走一趟。(據說，在印度全國識字運動中，民眾創作了超過二萬首識字歌！)

因此，識字運動並非孤立的一樁事，而是連繫於長遠地、整體地提高民眾文化水平的目標。積極響應識字運動的教員與學員，來自本區，要掌握什麼知識，由教員學員一起商討；教科書由教員學員合力編纂，研習的是學員關心的課題。在由知識分子推動、由民眾參與的過程中，有文化、智慧、自信、自尊的個體組合而成的社區群體，逐漸成形。

KSSP 1989年的嘗試，過人之處，是它大膽發揮想象力。印度立國之後，動員群眾的運動大都是政治訴求，沒有政客或社會工作者會想象在一個區內動員一萬五千人進行不是一天兩天的示威集會，而是持續一年的社會建設行動。在一年行動中，民眾和官僚之間的距離大大縮小，大量政府幹部以義工身分投身運動，體驗了民眾的智慧、創意力和熱情，為共同的目標工作。KK在識字運動進行時是KSSP主席。他說，這個過程對知識分子是很好的教育，要把概念連繫到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生活，要學習用民眾的眼光來觀察思考問題，要學習發展出一套可以互相溝通的語言。他本人深刻體會到自己怎樣在民眾中接受再教育。用MP的話，這個過程是知識分子從象牙塔走下來，從井底爬上來，讓自己變得對人民、對社會有用。

1989年識字運動的成功，把KSSP的工作帶入另一階段。但我們不禁要問︰1989年的KSSP，依憑什麼條件來設計這個運動？

追溯KSSP的歷史，可以看到一群有理想有韌力的知識分子鍥而不捨地默默耕耘。1962年，一群科學家認為要在民眾之間推廣科學的態度，讓民眾掌握科學知識改善生活，首先要用喀邦語言Malayalam語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授，而不是用英語。當時有40人參加新成立的「科學作家論壇」，出版三份科普雜誌。KSSP於是成立。

在最初十年，這批科學家與社會接觸時，逐漸發現現代科技並非造福所有人，尤其是社會底層。他們看到重工業、核電、大型水壩工程等對環境的破壞，開始對「發展」採取批判態度，並認為科技不應只通過書本傳授，而應該通過勞動者的指尖，在生產中使用。1971-73年，KSSP在全邦農村進行幾次大規模的科學推廣運動，例如舉辦一千個科學班；接著，在1974年，在Kannur區成立第一個「農村科學論壇」Rural Science Forum，讓專家和民眾合力改善當地生產、醫療、教育。到1978年，全邦一千個鄉有六百個成立了「農村科學論壇」。當時的理念是這些民間組織將發展成為官方政治體制外的鄉村規劃組織。由於權力並無下放，鄉政府也不踴躍，所以這個理念沒有實現，要到幾乎二十年後才醞釀成熟付諸實踐。當時，「農村科學論壇」轉而成為KSSP的正式基層單位，在農村繼續探討如何從事實際教育工作，研究地區經濟和發展，動員更多人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在這個期間，KSSP成立了一個附屬機構「綜合農村技術中心」IRTC，研究民間適用的科技，匯聚科技人員作專門研究（到1996年，再成立「教育研究組」ERU，研究正規和非正規教育改革）。

在這個基礎上，1986年，KSSP向印度國家教育部遞交建議書，進行喀邦全邦識字運動，作為全民掌握自己命運的發展運動的第一步。

並不意外地，識字運動完成後，已開發的動力，有本身的生命力。於是，出現了後識字運動Post Literacy Campaign。識字運動中的骨幹分子——社區內的中小學教師、技術人員、政府幹部、醫護人員、初中高中生、家庭主婦、退休人士，不僅在識字運動中加強了聯繫，更意覺到社區的各種需要，於是，他們進而在後識字運動中與民眾一起認識社區，探索社區的醫療衛生、農業技術，水源能源人源的現況如何，可以如何利用或改進。KSSP一如在識字運動中的角色，為運動提供培訓、技術指導、資源開發，尤其是讓技術、知識可以跨區發展、支援。同時，KSSP與「地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在25個鄉進行「鄉資源地圖繪製工程」Panchayat Resource Mapping，不僅由專家繪製本鄉的土地改革、土地使用、土質、水利、電力網、公共設施等地圖，也讓義工參與繪製詳盡的本鄉的社會、經濟、文化地圖；通過這項地圖繪製工程，專家、義工和民眾對本鄉的各種情況有了綜合的具體的掌握，可以進行需求評估和未來規劃。

到1995年，幾個鄉具備了充分條件，KSSP把運動向前再推進——在鄉層面組織「鄉發展協會」Panchayat Development Society，每一條村派出男女村民代表各一名，本鄉活躍的所有政黨（不論大小）各派代表一名，政府部門派出代表，專業技術人員也派代表。這個類似鄉議會的民間組織，制訂本鄉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規劃，動員各階層、各黨派的人士志願參與建設本社區。它兼蓄並收，既有長遠發展目標，又有短期工作項目。這種具備兼容和積極參與的民主特質，不是由金權主導的「西方」精英民主制度可以媲美的。它帶有一種在中國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操，但這情操不僅僅體現在幾個「有理想」的知識分子身上（儘管他們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是滲透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讓民眾通過正常的途徑發揮和磨練才智，更深刻地體驗責任與義務所孕育的群策力量，對共同生活如何重要；這樣，不但使社會不致日益分化，也使「進步」和「發展」不致像脫韁野馬般拋離越來越多人的生活。

要孕育這樣的環境，意味著要有尋求改變的夢想，要有個人的勇氣，要有群策的力量；這需要各界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專家與社群裡的庶民相通，要認識到陷庶民於如斯境地的社會、歷史條件，也要認識到庶民自身的缺點局限，從而反思自己本身的局限，從互相扶持中汲取勇氣。因此，對夢想的追求，是以既踏實又充滿智慧的勇氣突破局限，反智的浪漫只是愚昧的逃避。

KSSP不求一蹴即就，它耐性耕耘，創造條件讓社會不同層份人士互相作用，讓個人和社群的潛力有空間發展。它參與培育的土壤和栽種的樹苗，已生長出一片片綠林。1996年，KSSP在幾個鄉推動十五年民間規劃的小規模實驗，被「左派民主聯盟」LDF欣賞並採用其中一些要素為競選政綱，LDF上台後在全邦推動「民眾計劃運動」People’s Planning Campaign，投入龐大資源——全邦財政開支20-25%直接撥歸鄉自治組織支配運用，同時制訂一系列法規加強民眾參與及監管，由此啟動了一場全球罕見的由下而上民眾志願積極參與的社區建設運動。在這場運動中，KSSP成員作為骨幹，擔當培訓、諮詢和實際執行規劃的角色。

「民眾計劃運動」的內容、過程、得失、影響，要另文探討；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金錢和資源的注入如何激勵民眾的參與、地區上政治及各種利益集團如何爭持、義務工作的性質有否改變、各層次的管治發生什麼變化，以及最重要的，是個體在能動性、身分認同、自我提升等方面發生什麼轉化，社區作為一個群體對當下問題和未來展望的思考和行動能力又有什麼新的發展。這些問題都與民眾日常生活扣連的民主實踐相關，而KSSP一直致力的，正是開拓這種民主實踐的可能性，讓根基深扎。

KSSP的實踐值得借鑑的，不僅是普及科學知識文化的工作，而且是它對民主政治的啟示。在印度這個民主大國，政治建制帶有強烈的民主色彩——每隔五年，全民投票分別選舉全國議會、邦議會和地方議會；自由結黨結社、多種政見爭持。由於貧富不均、種姓隔閡、性別歧視、宗教仇恨的程度在各邦不同，各邦的民主生態也因而有異。在喀拉拉邦，自1957年以來，是一個有規律的兩個政權的更迭——每五年「左派民主聯盟」LDF和「統一民主聯盟」UDF輪流以些微票數勝出執政。選舉政治一方面以民意為基礎，各政黨要表現出代表民眾利益，為爭取選票，會提出大膽的新政策（LDF1996年承諾撥出巨款進行「民眾計劃運動」便是一例）；可是，另一方面，政黨間互相傾軋，以黨利益為優先，因而往往會做出損害民眾利益的事情，也導致社區的兩極分化。

在這種情勢下，KSSP發揮了民間運動的關鍵作用。它不是政黨，雖然它的成員約一半有不同黨籍，以「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I(M) 的黨員居多，其他政黨包括「印度共產黨」、「國大黨」、「穆斯林聯盟」等；它唯一沒有的是極右的「印度人民黨」黨員。KSSP既不參選，也不支持政黨候選人。它並非沒有鮮明立場，它的立場在兩方面最為突顯——生態問題和教育問題；然而，它不以政黨的運作方式來制訂綱領或推廣理念，而是通過它的成員在所屬的政黨或社群內發揮影響力。在LDF和UDF對壘的情況下，KSSP尤其要著力於維繫社區的凝聚力，儘管它有時也會被指責為更接近LDF。

然而，即使一些小團體也常陷於意見不合、內訌分裂的危機，KSSP幾十年無經歷內鬥分裂，為什麼KSSP可以倖免於爭權奪利的磨耗？權和利在KSSP起著怎樣的作用，或，更準確地說，為什麼權和利並不在KSSP發揮腐蝕的作用？

金錢在現代社會愈來愈成為主導人際關係和社會活動的因素，財大氣粗、斤斤計較的人比比皆是。即使在一些公益團體，出錢的人常自以為掌握操控大權，員工也不乏阿諛奉承之輩；口頭上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發展伙伴關係，實際上卻極少見能在金權的壓力和誘惑下不讓心中明燈熄滅，在合作共事時各自的差異形成的張力和矛盾中，仍能保持開闊的胸襟，平等互待，在爭持中互相促進。然而，當全球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非政府組織（NGO）爭相尋求國際或外國資金援助發展項目之時，印度雖然也有不少NGO應運而生，但許多地方仍保留自力更生的傳統；KSSP是其中一個堅決不拿外國資金的組織，因此，它毋需遷就外來者界劃的發展優先次序，或是遵循外來者訂定的遊戲規則。它每年的收入相當於40萬人民幣，來自出版幾份報刊和大量科普讀物，自給自足，毋需仰息他人。

同時，由於KSSP的工作幾乎全靠義工隊伍，又有機制規定每年召開會員大會，任何公職為期兩年，不得連任，也沒有工資，因此，被推選擔任主席、書記等職位的人，都是有能力、威望和熱情的成員。無論是「領導人」還是一般成員，都身體力行，參與各類研討、規劃和具體項目的執行。筆者認識的MP，是原子能科學家，KSSP和AIPSN的核心成員，既著書總結運動經驗、撰文與人辯論社會發展模式，也參與創作文化表演話劇、設計鍋爐模型、奔波於全邦全國的農村培訓項目。他的生活實踐以至KSSP的社會實踐，包含了對獻出精神的深刻體驗，也許這正是他們的生命力所在。

獻出精神並不以市場價值為依歸；它是施與能力的展現。施與能力是個體自由的可能的最有力証明，見於信任的能力，諒解、體驗、同情的能力，不以市場價值的考慮為存在的條件，也不以考慮回報為出發點。它是對別人給予支持的創造力，也就是愛的能力。它的作用越大，以「我」為中心的種種考慮的作用便越減退。

KSSP從識字運動到後識字運動到民間規劃運動，致力於化解「發展」造成的社會分化的負面影響，營造不同的空間，讓施與能力發揮和壯大，讓個體自由的體驗成為互相扶持的凝聚力。KSSP的經驗讓我們看到，對施與能力的肯定，不但是對如何發展、為誰發展等問題作再思考，更是對共同生活的管治問題作再思考︰如何管理安排大眾的事務？如何安置自己的身心？只有在不斷思考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才能保持開放、兼容、批判的態度，去梳理塑造我們的視野、行為、感情、認知的複雜體。